*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徐凯文在高校工作多年，既是教师，也从事危机干预工作。他从一个又一个孩子身上看到，当自我严重缺失，功利主义成为学习的主导价值取向时，哪怕是成绩再优秀的学生，也可能深陷困境。
主笔
徐菁菁
口述
徐凯文
分数、人设与消失的自我
我从年开始做精神科医生。那时候，医院精神科有三个特点：一是病人人数很少；二是病人大多患的是像精神分裂这样的重性精神病；三是收治病人的季节性很明显，春秋是重性精神疾病高发季节，病房比较忙，而冬夏发病少，病房住得也不舒服，是“淡季”。但是从年开始，“淡旺季”的界限开始模糊，因为病人的结构变了：学生们趁着寒暑假来住院，困扰他们的是强迫、焦虑、抑郁、网络成瘾等轻性精神病。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和一个从医生改行做心理咨询的朋友讨论心理咨询行业的前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会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心理障碍，这正是过去20年发生的事实。
就在今年，有关部门两次找到我，让我对儿童青少年出现的问题提供报告。这些问题包括自杀、自残，这样的极端行为已经不是个例。另一些问题更为常见。我在中关村大儒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及督导，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来访者是学生。我们对中学生的调研也发现，心理问题的普遍存在程度甚至超出我们原来最糟糕的预期。在很好的学校里，一个班级可能也有好几个孩子有抑郁倾向，甚至存在自我伤害的行为。疫情期间，我知道的有些个案是在复课后开学第一天出的事。我想，这说明孩子对于回到一个压力巨大的学习状态存在深刻的恐惧。一个人厌学可能是个体的问题，如果有那么多孩子厌学，那么大概有更共性的问题在里头。
徐凯文为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总督导，精神科医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督导师
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使用“学霸”和“学渣”这两个词。一个孩子的人品和道德不坏，只是学习成绩不够好，我们就可以说他“渣”。这两个词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导向——教育对人的评价只剩下分数这个唯一的标准。当学习和分数、评价挂钩，孩子们就在心里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如果考不好，我就不会被父母和老师喜欢。于是，负面的情绪体验和学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习变成了痛苦的事。
分数导向的单一评价标准在这些年变得越来越严苛。早些年，我们评价一个学校好不好，说的是大学本科升学率，接下来变成“一本率”，再往后是有多少学生能考上“”学校，现在是“清北率”。有一次，我们去一所中学调研。一位老师告诉我们，有孩子说：“我上大学后才知道全中国原来有这么多大学。我妈原来和我说，你以后不是考清华，就是考北大。”
以考“清北”来衡量教育的成败，就意味着考不上清北的孩子都不重要。当人们接受这样的评价规则，投身于这样的内卷和竞争，就必然有大多数孩子遭遇否定。那些成功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看似是赢家，实则一点都不轻松：单一的评价体系无法提供充分的自我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成功越脆弱。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做新生入学筛查，发现一个学生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走进咨询室，坐下来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你知道我人生最大的挫折和创伤是什么吗？是成了高考状元。因为上了大学后，我先发现我除了会考试，别的都不如人。后来真的考试了，我发现我考试也不如人，一下子就崩塌了。”
《小欢喜》剧照
我接触过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在外人看来是智商超高的“人生赢家”，但是在大学里，却可能打游戏打到要退学，或者抑郁，甚至有人失去活下去的动力。前几年，我提出了“空心病”现象，因为我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被诊断为抑郁，但能够让一般的抑郁症康复药物和传统的心理治疗在他们身上失效。他们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大学之前的教育里早已埋下隐患。
这些孩子表现出的一个突出共同点是自我的严重缺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生的核心问题。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寻找自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青少年阶段的自我缺失是合理的。但孩子们面临的困境是，当他们开始思考“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重要问题时，他们把目光投向成年人，得到的答案是“好学生”。他们迫切需要通过追求分数去取悦他人，自身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被深刻剥夺了。
第一个在心理咨询室里和我提到“人设”这个词的是一个高中生。他说：我的人设就是第一名。我必须维护我的人设，为此我需要学习到凌晨12点、1点、2点、3点。我学得很痛苦，但是我更恐惧失去这个人设。没有它，我就不存在。如果有一天我维持不住了，我就放弃我的生命。
后来，在咨询室里，我越来越多地听到“人设”这个词。自我严重缺失的孩子活得特别小心翼翼，无论取得怎样的现实上的成功，都不能抵御他们内心的羞耻感和对自己的否定。
我有一个来访者，他初中就读于重点中学，高中去了美国。他找到我是因为在美国念高中时，有一次考试没考好，就陷入了崩溃状态。他告诉我，这次成绩会影响他的绩点，毕业的时候可能申请不到一个好的大学，那未来就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收入租房子，就会流落街头。其实，这个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不错。他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荒谬的推导和他在国内上学时的经历有关。因为成绩，他在初中阶段曾经和父母发生过严重的冲突，甚至到了动刀子的程度。当时留下的恐惧和压力一直伴随着他的人生，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功都难以消弭。经过心理治疗，这个孩子调整了过来。但在世界一流大学里，即便他第一学期就考了全学院的第一名，他依然担心自己不够好。
功利主义之下
自我严重缺失的更深层次问题是价值观的缺失。单一的评价体系挂靠的是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学校被教育GDP左右；家长和孩子被“上了好小学就能上好初中，上了好初中才能考好高中，考好大学，最后找一个好工作”的逻辑左右；好工作的评价标准又往往被金钱把持。这些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
作为一名教师，这个职业对于我最大的吸引力是倾尽平生所学，“择天下英才以教之”。可我面临的现实是，功利主义正在大张旗鼓地蚕食学生的成长空间和创造力。比如，我发现不少学生选课时，常把绩点的高低放在对课程的兴趣之前，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我有一个来访者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之一。他是爱迪生式的孩子，从小就在自己家里做实验，对发明创造充满兴趣。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在好几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导师共同辅导下完成的，最后的成果可以获得专利，可能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抑郁了一年，毕业的时候和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签约，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他放弃了做一名培训教师，考虑重回科研岗位。
孩子们并不是顺理成章地接纳成年人教给他们的功利主义，他们的内心经历着价值观的迷茫、混乱和冲突。学习本身的艰苦不是问题，问题是这种艰苦的价值。一个人如果坚信自己在做对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他会不畏艰险。我在咨询室里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话：今天我熬到凌晨4点，明天我还得熬。我这么苦，就是为了能拼过别人。但是这种拼的价值并不是能让北斗卫星上天，只会落实到一个分数上。我在做咨询的时候问同学们：“我是××大学的，绩点3.7。你们毕业以后向别人介绍自己，会这样说吗？”事实上，所有孩子都同意，他们没日没夜拼的东西，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里无足轻重。中学的孩子同样如此。一个知识他们其实已经掌握了，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反复刷题，拿更高的分数，他们在内心里其实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把聪明才智花费在这些事情上。
《小舍得》剧照
几年前，曾有一位成绩年级前三的大学生决定退学。我问他为什么退学？他回答：“学习没什么意思。”他的高考成绩很好，上大学专业随便挑。他本来想学历史，父母说他疯了，学历史就算找到工作也挣不了几个钱，这么好的成绩当然应该去学经济，毕业起薪30万元。后来他如父母所愿，学了经济。但他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只是天赋秉异，依然能考进前三。我提议：退学多可惜，咱们转学去历史系吧。可是他对历史也没什么兴趣了。他说：“其实人生也没什么意思，就是一场虚拟游戏。我分到的角色叫学霸，并且扮演了22年。现在想换个宅男的角色，待在家里打游戏。我家里经济条件很好，打游戏一个月块钱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学习？”
我是90年代的大学生，是“书包翻身”的一代人。我的同学里有很多人来自农村，有些甚至是赤贫，靠考大学彻底改变了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今天很多孩子需要更强的动力，这种动力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能够赋予的。面对这一代人，我们可以给他们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怎样去平衡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撕裂的两代人
我的女儿今年上高一。我一个星期会争取找一两次吃饭的机会和她聊天，谈谈学习、成绩之外的话题。前不久，她喜欢的一个日本漫画家发表对华不利的言论，这让爱国的她很伤心。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谈怎么去看待这个人和这件事。我非常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但坦率地说，机会有限。很多时候，孩子们对我们态度不好，是因为学业的压力让他们一直处于一种负面情绪中。寒假的时候，她的作业很多，几乎失去了玩的时间，情绪很焦虑，作为父亲，我能做的是帮她完成一点点作业。
在今天的家庭里，亲子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国家高速发展、社会剧烈变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是两代人，但我们之间的代沟不只是两代人。作为父母，我们相信自己的生活经验，希望用它来指导和评判孩子，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孩子当下的处境和状况。
曾有家长激动地对我说：“我对孩子没什么要求，不是说非清北不考，他考多少分我都能接受，但我的孩子做人没有底线，我真的受不了。”那孩子到底干了什么没底线的事？原来是“一学期有多次作业没交”。我女儿和这个家长的孩子年龄相仿，于是我问我女儿对“不交作业”如何理解。我女儿是这样回答的：大多数女生是含泪都要把作业写完（她自己可能就是这样），男生有一半都不交全作业。作业太多了，交上去老师也没有时间全看。在很多事业比较成功的家长的经验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当初一道题一道题做出来的，不做作业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但当一半的男生都不能完成作业时，问题的性质显然不一样了。
成长环境的差异对应着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差异之大，大到我们的孩子认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理解他们。他们索性“躺平”，拒绝和我们说话。对孩子而言，这种感受其实非常痛苦。我有一个来访者，从表面上看他跟父母的关系非常和谐，但已经开始尝试自杀。我在咨询中发现他特别理性，没有什么情绪反应。深入交流以后，他说他觉得任何挣扎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感受是父母控制自己的一切。其实事实不完全如此。让他产生如此感受的事情里，有一件特别小，但影响特别大：父母进他的房间不敲门，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被尊重过。我提议他和父母讲讲这件事。他说：没用的。我说服他尝试了一次，父母的反应果然是：我是你父母为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在咨询室里和他的父母谈，他们为什么意识不到问题所在，因为自我意识、独立意识、隐私权，这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逐步产生的。我们的上一代人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否定孩子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他的自我的攻击。
父母的强势和控制欲使这种冲突更为激化。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生逢其时，搭上了国家腾飞的快车，但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把获得的一切归结为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在我看来，国家富强才是所有人幸福安全和美好生活的真正保障。在孩子面前，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是对的，以安排好孩子的一切作为我们爱他们的方式。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咨询个案里看到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控制。有一个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冲突到了“有你没我”的状态，他必须把父母赶出家门才能学习。矛盾的引爆点是父母数落孩子：你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先打草稿？他们要求孩子用他们的方法学习，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的。
我有一个来访者是个高中女孩，她严重抑郁，甚至有自杀倾向。一家三口来做咨询时，我发现他们坐下来就吵架，非常容易起冲突。那时候，电影《狗十三》正在上映，我觉得电影对孩子的心理状态刻画得精细准确。于是，第一次咨询结束的时候，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他们去看这部电影，下次一起讨论。后来他们告诉我，出了咨询室他们就去看了电影，结果孩子和父母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因为他们讨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父母是“60后”，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大学毕业成了社会精英。父母说：其实啊，人生吃饱穿暖就已经很幸福了。“00后”的女儿听完情绪就崩溃了。她说，怪不得你们一天到晚说我不知足，原来你们对幸福的要求这么低。这个女孩说：幸福是我能跟我的父母平等、相互尊重地对话，但实际上他们决定我的一切，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决定权，他们根本就不会尊重我的意见。
为人父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教育内卷和高度竞争的环境下，我也看到一些父母想给孩子减压，他们常常会说：你考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能接受。事实上，在父母事业有成的家庭，很多孩子对自己是有比较高的期待和要求的。他们从这句话里感受到的东西可能是父母对他的一种否定：“我们觉得你不行，因为我们爱你，所以我们才接受你的一切。”度的把握正是教育的难度。对于父母而言，我们能做的是尽力舒缓孩子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给他们支持。
《小别离》剧照
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但理解孩子的需求是第一位的，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作为父亲，我希望孩子减轻学业负担，但我也曾经为要不要给女儿报培训班焦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身边所有人都在补课的时候，孩子自己也会要求补课。校外培训班意味着父母在金钱上的大量付出。我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孩子把父母不给他报培训班视为不爱他的表现，然后和妈妈起了冲突。我当时建议这位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班得报，因为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爱和支持，是他们亲子关系中最要紧的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
今天，很多在教育内卷中不可自拔的家庭其实都有不错的经济条件，当我们要求孩子通过教育去实现更多金钱上的追求时，需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财富的价值是什么？多年前我认识了一个瑞士朋友，她正在读博士，研究一种已经失传的语言。在瑞士，只有她和她的导师在做这样的研究。领域如此狭窄，她不可能凭这个文凭去找工作，甚至大学等研究机构也没有相关的职位提供给她。我当时觉得匪夷所思，问她既然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还要学习？她回答说：因为我喜欢。我后来意识到，她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度。这件事让我对财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想，财富的价值就是保障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父母，我们积累了比上一代人更多的财富，我们是否有勇气，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本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