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的患者谭兴在患病后，他的父母曾带着他四处寻医，看过国内精神科“四大巨头”的至少8个专家，甚至在国内属于非常著名的专家，但是诊断不一：偏执型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焦虑症、强迫症等。
看了这么多专家，谭兴及父母却越来越困惑：同一个患者，为什么精神科专家的诊断会不一致？有医院、一个科室，为什么诊断和用药方案也不一样？患者到底是有这么多疾病还是存在误诊呢？
现行精神医学的诊疗模式以症状学诊断为主，符合症状标准则可下诊断，所以有较大的主观性，另外同一个患者在不同阶段表现的症状可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是哪个专家误诊。但确实，症状学诊断忽略了症状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对问题看得不够深入和全面。
比如，谭兴的父母称其有“自言自语、自笑”行为，很可能因此患者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通常，这属于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精神病性症状。
但我在面诊的时候详细询问了患者，发现这其实并不是精神病性症状，而是有合理的心理活动。谭兴说，他是“听力型学习者”，对于知识和重要的事务，他习惯自己说一遍，耳朵听到了，记忆更加深刻，心里就踏实。所以，他自言自语时，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记忆，而这个习惯从初中就养成了，只不过患病后强化了。
而“自笑”，是因为谭兴偶尔想起中学时的一些美好场景，觉得心情愉悦，便笑了出来。
对于以上症状行为，他其实都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所以，我认为他并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谭兴还有所谓的“强迫行为”，他背诵文章时会强迫自己数数，而且还掰着手指数。我深入了解，才明白，原来他是在背诵文章前，会先数一下总字数，在背诵过程中，一个字就算一个数字，如果最终数的数字与以此确认的总字数一致，他就会判断自己背得一字不差；他认为这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不麻烦父母和他人，也并未因此感到痛苦、难以自控。
而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父母过度重视学习，初中同伴影响等原因，导致他在学习上追求完美，不断地自我施压，这些都是心理因素。因此，我认为这也不是典型的强迫症。
可以说，从谭兴的求医过程折射了国内外精神病学或者精神医学症状学诊断的局限性，这也是我多次呼吁加强多学科诊疗模式（MDT）、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重要原因。
另外，谭兴缺乏符合自己情况的理性人生规划。初中时，他受同学影响，一心想考清华、北大；但在重压下，他高考失利了，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上大学以后，他拼命地努力读书，但他并不明白读书的最终目的，只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希望通过读研能够洗白自己本科不是院校的尴尬。在父母的要求下，他勉强读研后，后来又为了向中学时一直喜欢但被拒绝的女生证明自己，继续攻读博士，压力越来越大。他读研的行为实际上是处于偏执状态，背后是缺乏理性和正确的人生规划，而父母也没有积极、正确的引导。
谭兴父母在教育上也犯了很多父母常见的错误。高考失利后，他的父母没有给予充分的开导，反而责备他当初不听父母的话、非要读重点高中，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种错误的归因模式让谭兴后来从不敢自己做决定，总是听从父母意见，缺乏主见；因此错失良机后，又后悔莫及，亲子屡屡发生冲突。
很多父母都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这种观念极其错误。暂且不谈青春期孩子开始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个心理因素，实际上时代在不断快速变化，很多父母的认知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趋势，许多父母的三观和认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因此，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或者主见时，父母不能总是否定，而要与孩子探讨，甚至必要时还需要请教。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时，父母不应该指责，而应引导孩子理性分析，合理归因，自我反省后不断提升。
令人欣慰的是，谭兴受过多年的高等教育，悟性极高，他通过不断学习科学心理学知识，对自己的疾病开始有了理性的认知，正在通过自我反省及调整努力改善病情。经过面诊后，他对自己的疾病形成过程和康复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我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合理化建议，希望他通过自我提升和父母的帮助，能够顺利自我康复！
——何日辉
(下文作者：何日辉的学生Lily）
前来面诊的患者以初、高中青少年、大学生为主，达到博士学历的并不多，以至于每一位都令人印象深刻。以下就是其中之一。
患者谭兴30岁，来自江西，已读完博士。面诊信息表显示，他曾去过湖南、上海、北京的国内精神科“四大巨头”医院，先后诊断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强迫症、焦虑症等。
谭兴的爸爸已经头发花白，看上去是一名非常传统、严肃的老父亲；母亲则显得更年轻些。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相互之间隔得很开。
面诊开始，父亲先介绍情况，他做了详细的记录，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一边看一边说。
“他从小跟我们一起生活，我对他的学习比较严厉，母亲比较关心他的生活。小学、初中阶段蛮好的，志向很高，目标远大，性格偏内向。高中在省会读的重点中学，本来也可以在本地读普通的高中，但他坚持要去重点。我觉得这可能助长了他心气高的这一点，要是当时在本地读的话就好了。”
“（患病）最大的原因是高考失误，他给自己的压力挺大的，高考前又住院了一个多月，最后只考了三本，他自己和我们都很不满意。高考之后完全变了个人，在家呆了一个礼拜不出门，他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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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说，我考了这个学校，羞于跟别人说。我们也引导他在朋友面前不说实话。总之我们当时都接受不了。他现在从这个事情里走不出来，都过去快10年了。”
“本科毕业的时候，孩子说想工作了，但我们要求他考硕士，想着考个好学校，不就可以把三本的帽子脱掉了吗！唉，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而且，他第一次考研失败，我对他发了很大脾气，说了很重的话，对他心理冲击应该挺大的，后来他还提及过几次。”
“读硕士已经比较吃力，但他后来还要读博士。我们也想不明白，明明当初读硕士就不愿意了。可能有攀比心理吧。孩子初中喜欢的一个女生是博士，他可能也想赶上别人，还说很多初中同学都读了清华北大博士，明明大家以前差不多啊。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很固执。”
“博士第二年状态很差，一心想出国，但读书读不进去，对我们发脾气，跟老师同学的关系也不协调。他现在总是回忆过去的事，纠结当初应该怎样就好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诊断其强迫症吗？”谭兴的诊断很多，看起来病情严重，但父亲并没讲到具体的症状，何主任忍不住打断问了一句。
“那是因为他初中、高中的时候总是反复算数字，反复背诵。医院说得很吓人，说可能要终身服药。他还有自言自语、自己发笑的行为。可是，他说的话都是有来由的，比如参加了一个活动觉得不满意，就自己念叨念叨，我觉得这不太符合精神分裂症。但好几个医生都这么诊断的”。
“他遇到挫折、焦虑，总是要揪着过去不放，说以前的哪个事情没做好。看问题比较偏执，我跟他讲了很多次道理，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让他放下，但没有用”，父亲有点着急。
何主任说：“这位父亲，你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谭兴他都读到博士了，道理他自己不懂吗？懂得很！但我听你讲述，他经历了一些创伤，还有家庭教育观念的一些影响，虽然他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而且，你对他造成过一些伤害，你说的话他可能心里就有抵触”。
父亲愣了一下，慢慢说：“我们的教育引导方式是不太恰当，以前太看重学习，这和大环境和教育评价体系也有关系。以前我们觉得他学习很好没啥问题，缺乏对内心感受的观察。”
“谭兴还经历过其它的遭遇吗？比较明显的”，何主任问。
“初中的时候跟一个同学有点冲突，被对方打了。还有，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当众奚落他。情感方面比较少，初中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子，可能人家后来拒绝他了。还有就是博士的时候，因为一个他的小失误，我们恶狠狠地说他。他那时的表情，我想起来很难受，我太不应该了”，父亲语气有自责。
“我们对这个病缺乏知识，一开始还不知道要吃药。但看过的医生说了，去看病的没有不吃药的。但药物副作用对他的精力影响挺大。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是以心理干预为主的。你们发的文章我们都看了，觉得很有道理！”
何主任感谢了父亲的认可。谭兴的妈妈又补充了一些情况，提及从小就包办孩子的起居饮食，顺着他，依着他，患者生活自理的能力没有从小培养起来。
父母讲了挺多的，谭兴在一旁听着，保持沉默，但表情很平静，并没有明显的不满和愤懑。父母回避后，他也并未显得不自然。
何主任对他做了简单的介绍以后，谭兴开始讲述自己的情况。
很可能与他的年龄、学历有关，谭兴明显对自己的问题有一番梳理和反思，直奔主题，讲的都是与问题和症状直接相关的内容。
“我从小是别人眼里的好孩子，成绩好，性格好，长辈喜欢。初中，有个同学扇了我一个耳光，当时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还记得，当时在日记上写，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打了我，以后要报仇，初中那3年我拼了命学习，我看那个同学的眼神，想杀死他的那种。”
“硕士的时候，那个导师奚落我，对我当众羞辱，对我刺激也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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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考失利，一直都有阴影。现在我很想把这段历史忘掉，对高中学校和同学也尽量回避。但现在的生活还是避免不了与高中同学有交集，我挺矛盾的。”
“刚才父亲说的强迫行为，其实是我那时背书总要追求完美，想一字不差地背下。但我不好意思每次都找别人帮我检查啊，我就自己先数总字数，背完之后再数一遍，如果字数对得上，那就满意了。后来就形成习惯了。”
“读完硕士以后，本来有个比较好的工作机会，但父母反对，我就没去。”
“既然有好机会，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时已经20多岁了啊”，何主任不明白。
谭兴有点不好意思：“我高考之后就有个习惯，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跟父母商量，不敢自作主张。因为当初是我坚持要去读重点高中的，结果高考砸了，父母就觉得，你看你自己的决定错了吧。那次以后，我不敢再承受决定错误的压力了。”
“可是，听从他们建议后做的决定，回过头来看又觉得不正确，我们就有矛盾，吵架。我现在经常后悔。”
何主任问：“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其实自己没太大问题，愁的都是现实问题，工作啊、未来啊、成家立业啊。我不想吃药，我很想去工作。以前我志向确实太高了，觉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大的事，现在觉得不现实。有些东西想得美好，但做起来是另一回事。”
“爸妈刚才说，你想出国，但看书看不进去？”
“看书是有点烦。其实现在觉得不出国也没关系，可以考个公务员，或者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如果再拖下去，越晚工作越不利。我之前吃的药，大脑的抑制作用很强，我觉得很难考试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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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说，只要撤药就能解决了？”
“我觉得是吧。只要我降低要求，还是能正常工作和生活的。之前的要求太高了。这两年我想通了一点，觉得有些想法只存在于想象中，还不如看开一点，轻松愉快地生活。”
听起来，谭兴已经从过去固执、追求完美的状态里逐步走出来了。但何主任还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隐患存在。
“还有个问题，你说避免不了与以前的同学接触，能够坦然跟他们相处吗？还有以前的创伤，你觉得自己放下了吗？”
谭兴想了想，“呃，正常相处还是可以的。至于那些经历，其实我自己有做一些事去修复。硕士毕业以后，我给那个奚落过我的导师送了本书，导师还跟我聊了一会，让我常会学校看看。大家都原谅对方了吧。”
“初中打我的那个男生，我前两年想约他聚一聚，但他要带孩子很忙，婉拒了。但起码我表达了我想和解的心愿吧”。
“也就是，想起这些事，负性情绪挺弱了？”
“嗯，我自己有意识去抚平这些事情。特别是初中那件事，那时大家都是小孩，不懂事，男生好动嘛，打打闹闹其实很正常。”
“父母说的自言自语，是怎么回事？”何主任把话题转到了他觉得可疑的“精神病性症状”。
“其实是这样，我从小听力很敏感，可以说只要听过的就不会忘。所以对于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习惯自己说出来一遍，让自己的耳朵听见，我心里就踏实了。我说的话都是自己有意识的，不是胡言乱语”，谭兴笑了。
“自笑呢？”
“那个就是想到以前中学一些比较开心的情景，我觉得高兴，就笑了。那个时光还是挺美好的。”
何主任看上去松了口气，“那我明白了，可以理解。可是，旁人不一定理解哦，以为你不正常，可能会带来一些人际上的摩擦”。
“这我知道，我也觉得要杜绝，我在尝试一个礼拜、一个月控制一下，戒掉这两个毛病。”
所谓的“精神病性症状”似乎不是个大问题，何主任开始深挖深层次的问题。“你背书要一字不差，总要跟同学攀比学历，以前总认为要做很大的事，上很好的学校，总在悔恨过去的错失。这种志向远大，追求完美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我初中就想要上清华北大。我觉得，首先有家里教育观念的影响，父母本来就很看重学习。还有受到同学的影响，初一的舍友们的成绩好，经常交流，大家都要考北大清华。我当时跟他们成绩差不多，就觉得不能比他们差啊。”
“背书一字不差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因为高考就是分数嘛，背诵的知识越完美，分数就越高，我就逼自己做到最好。”
“后来就被同学打了一耳光？”主任问。“嗯，是的”。
“所以自我施压更大，觉得要好好读书，以后报仇？”
“是有这样的心理。其实，我的愿望不符合实际，高中我的成绩不算特别好，考学校可以，院校应该有点难。高考失利后，想过复读，但老师不建议，说我很焦虑，可能承受不住复读的压力。”
谭兴停顿了一下，“现在有点后悔听了老师的建议”。
“第一次考研失败，压力很大，加上父亲说了些很重的话，我想放弃了。其实那时如果真的不考研，去工作了，后面应该没啥问题了。又或者，如果高考能去一个好的本科，毕业了就工作，估计也没有太大问题。”。
“我觉得不一定。说不定就算你考上了好的本科，在别人的刺激和对比下，你又有新的目标，你也想跟别人一样。”何主任毫不留情地说。
谭兴苦笑，点了点头，“说的也是”。
“我觉得我对你的情况比较了解，那就把爸爸妈妈请回来，我们一起谈谈我的意见？”何主任征求意见。谭兴同意了。
等父母落座，何主任先从诊断说起。“从多学科诊疗模式的角度，我觉得小谭不是强迫症，更加不是精神分裂症和偏执型精神障碍。父亲和小谭其实对此已经有意识了，我就不多说了。至于人格障碍，我觉得也不符合，他其实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没有外归因，去完全埋怨别人。”
“如果按照我们机构的理论，小谭是比较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
“父母的教育观念肯定有问题。只重视学习成绩，不重视心理、自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初中同学的影响，小谭变得过分追求所谓的名校、高学历，总要跟当初的同学比拼”。
“他被同学打的那件事，其实非常重大。虽然现在隔了10多年后，小谭平静多了，但当时非常咬牙切齿，对他的心理和性格有很大影响。但你们作为父母，很久之后才知道，有没有反省过原因？”
“我觉得，选高中的时候，幸好你们听他的，去读了重点高中，否则小谭可能崩溃得更早。因为他那时还是一番雄心壮志的，要考清华北大的，他根本接受不了在一个普通的学校读书。”
何主任对谭兴的心理发展过程作了一番简要的梳理。
“其实不只有小谭，还有爸爸妈妈，你们刚才都总在后悔过去的决定。小谭后悔高考没考好，后悔没复读，后悔考了研，后悔读了博士；父母呢，后悔送孩子去了重点高中，后悔要求孩子读研。你们都在负面的方向想，为什么就是想不到积极的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父母当初逼你考研，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的评价体系摆在那里，本科学校不好确实会对找工作造成阻碍。研究生考到一个好的学校，路走起来会容易一些。”
“我本科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也是院校，后来又考上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但面对大众，现在我一般会说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没有撒谎啊”，何主任和谭兴一家忍不住笑了。
“我这不是瞧不起我的本科母校啊，我受益无穷，而是因为复旦大学比华中科技大学更有名，确实会让大众留下更好的印象！当然，自身的能力也必须有。”何主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引导小谭。
“我觉得小谭还是很有能力的，硕士虽然读得吃力，但还是成功毕业了。而且，我自己也是硕士，我觉得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对以后很有帮助，我懂得利用做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去不断吸收新的资讯，进行跨学科学习！”
“其实，小谭现在已经逐步对自己的问题有思考、有改变，他想放下以前的抱负，想走出来找一份工作。只是，脑子里还忍不住有想法，就过去的事作各种‘假设’。还有，他现在不自信，因为以前的打击，他不敢自己做决定。你们爸爸妈妈一定要支持他，不要再打压他的一些想法和决定，也不要揪着他以前的错误决定不放。”
在面诊的最后，何主任花了较多的时间让父母和小谭更深入地理解精神心理障碍病因，免于恐惧，教导小谭和父母调整心态，希望他们对于过去的经历要选择接受，从积极的角度去总结经验，慢慢建立“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心态，还对于如何加快自我康复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建设性意见。
有钱不一定就开心；同理，学历高也不见得快乐。谭兴就是这样的例子，看似光鲜的名校博士，其实内心是压抑和不自信，对前路也一片迷茫。
和很多父母一样，谭兴的爸妈虽然知道要督促孩子好好学习，但不教育孩子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结果，谭兴读完硕士了，还是缺乏独立的思考，没有人生规划，只为了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又去读了博士。
可是，事已至此，谭兴读了博士就一定是错了吗？也未必啊，只要他自身有能力，调整好心态，高学历绝对是锦上添花，是一个拿得出手的门面。世人羡慕高学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人生的际遇并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坏；所谓的大环境、世俗评价体系也没有全盘的优与劣。总是自怨自艾，活在过去，想一些“要是……就好了”的假设，这对改变现实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我十分认同何主任一直分享的观点，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积极的心态和清晰的目标及路线图。谭兴的心态已经在逐步改善，但面诊时，其人生目标仍是个问号。后来听他反馈，他已经停药3个月了，思维能力有所恢复。希望这个博士不要浪费难得的学历，找到发力的方向，做一个能对社会发光发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