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朋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药的时候，我也就知道了他的目的。”覃小娥慢慢直起身子，睁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对他这么好，他竟然还处心积虑地想害我。既然他想把我变成神经病，那我就要先把他变成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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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恐怖妻子》剧照
精神专科的大院里，每天至少有个病人下来活动。看大院的老乌，是我们康复科的老同志，天天管这么多人，劳心劳力。
前几日，我俩碰到，闲聊时，老乌问我：“你说，每天这么多精神病病人下来活动，里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嗯？”我不知如何作答，但这个问题却让我想起一对夫妻的故事，是早我5医院的同门师兄讲给我听的，当时讲了个大概。晚饭时间，在餐厅碰见师兄，再次提起这件事，他便仔仔细细地讲了起来。
以下为师兄自述。
年，医院时，被安排去精神鉴定科实习。
精神鉴定科的工作，主要是给精神病人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精神鉴定报告，报告多数用于法律判决参考。我院是本市为数不多的有精神鉴定资格的单位，鉴定科专家组是由几个大科室的负责人组成的，能到那里去实习，我自然很是期待。
去报到时，科室的负责人、专家组的施主任叼着烟，眼睛在我的简历上来回扫。
“啧，也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派个治疗师过来干什么。”末了，他烟头一按，抬头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有点瘆人，说，“行吧，在这工作迟早也要接触这些的，好好学吧！”
我听得出他话里有话，但不知道他说的“这些”大概是什么——直到我见到姚治才和覃小娥。
第一次见姚治才时，他就坐在精神鉴定室里，手被拷在金属椅子的背面，左右腿分别被绑在椅子两个脚上。他上半身披盖着蓝色衬衣，一直在奋力挣扎，脸上满是汗，面额通红。随着他的扭动，椅子脚与地面磨擦得“吱吱”作响。
鉴定专家组就坐在他对面，我陪着他的老婆覃小娥，坐在另一个房间，借助监视器观察着里面的情况。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施主任先发问。
他怔了一怔，反问道：“这里是做什么的？”
“别紧张，了解一下你的健康情况，要是没事，一会你就可以回去了，配合一下啊。”施主任说完，拿起一支笔，“我们就问几个问题，做做记录可以吧？”
姚治才抬起头，打量一下四周，语气变得十分警觉：“你们不是警察，快放了我，不然要是我出去了，就去告你们！”
专家组的另一位成员、精神障碍科的崔主任这个时候说：“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你的精神状态，这个是你老婆要求的，你配合……”
“覃小娥是吗？”姚治才突然变得异常激动，椅子被他拗得摇摇欲倒，“她才是神经病，你们应该抓她，她才是啊！”
这个时候，我看了一眼身边的覃小娥，她的眼睛慢慢泛红。
姚治才的情绪越来越激化，鉴定进行不下去了。施主任见状，按了一下桌上的铃，几个男护士和一个警察进了屋子。挣扎的姚治才被解开手铐后，几位男护士一拥而上，死死地把他按住，绑在了一早准备好的担架上。
姚治才被护士带走后，施主任找到覃小娥，跟她说：“可能要住院，你同意吗？”
覃小娥点了点头，没什么表情——一般情况下，出具精神病人的鉴定报告，需要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收到当事人申请，他们充分评估后再委托我们鉴定。这种申请多数情况下是病人治疗期间提出的，而姚志才没有住院就能直接到精神鉴定科做鉴定，证明覃小娥事前已做了相关准备。首次鉴定没有进行下去，姚志才需要转住院治疗，在他接受治疗的期间，随着病情的变化，我们才能再寻机进行鉴定。
“老崔，这个得会诊，现在还不清楚什么情况，先放你哪儿？”施主任又征询了一下崔主任的意见。
“行吧。”崔主任点了点头，接着对覃小娥补充一句，“你老公现在处于‘激惹状态’，怕他伤人自伤，我们会有点措施，你能接受吗？”
覃小娥点了点头，依旧看不出表情，红着的眼睛滑出了几颗泪。
姚治才被束缚在情感障碍科的单独病房。手脚和躯干被约束带固定在床上，只有脖子可以轻微活动，除了他喝水、上厕所，不准任何人进去，彻底切断他跟外面的联系。
一般“过于激动”的患者被这样处置后，一晚上就会平复下来。但姚治才不同，连续两天三夜，一旦有人靠近房间，他便奋力地喊叫，哭嚎的声音似乎是从喉咙里蹭出来：“你们抓错人了啊，覃小娥才是神经病！”
覃小娥交了几千块住院押金后就一直没有进过病房，但她每天都会给施主任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才能给姚治才下“定论”。
姚治才面对来会诊的专家提问，拒不开口，只是不断强调我们抓错了人，说他老婆才是神经病。
就这样拖了一周，按医疗流程必须得出诊断了，几位精神科专家只好通过覃小娥侧面去了解姚治才的表现。在开会谨慎协商一番后，专家组在姚治才的病历上写下：疑似精神障碍（待查）。
覃小娥来拿结果时，我正在帮施主任整理材料。她拿着诊断书，有些不安，问道：“如果我和他离婚，这个诊断有没有法律效力？”
施主任听到这个，夹烟的手似乎微微抖了一下，沉默着没有回答。
覃小娥应该是把诊断书误认为是精神鉴定报告了。这时我自作主张地说：“法律效力你得问律师，我们只负责看病治病，无法回答你。”
我是诚实作答的——别说诊断书不能等同于精神鉴定报告，即使是鉴定报告，也只是做“判决参考”。
覃小娥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诊断书，又想继续说什么。施主任挥了挥手，打断她，说：“你就这么希望你老公是个精神病？”
覃小娥听罢，把诊断书塞进随身的包里，匆匆走了出去。
施主任按灭烟头，看了我一眼，说：“等姚治才稳定了，你去做心理评估，看看情况。”
姚治才又被关了5天，终于转到普通病房。病房里的医生里怕他又情绪激动，让护士将他的一只手用约束带绑在窗户上。
施主任站在门外，让我进去做评估。
我开门见山地对姚治才说：“你好，我是心理治疗师，来看看你的情况，你不要紧张。”
可能是我的样貌比较年轻，姚治才对我没有那么防备。他挪了一下身子，盯着我说：“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
“不不，我只是来问几个问题，评估一下你的情况，至于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得医生说了算。”我尽量耐心地向他解释。
“覃小娥才是神经病，你们应该抓她！”他又严肃地重复这句话，眼睛死死瞪着我。
我指了指他被绑住的手，说：“现在住院的是你，不是你老婆，想要证明自己没问题，你得好好配合。”
他的眼神黯淡下去，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有烟吗？”
病房是不准抽烟的。我正准备拒绝他，施主任突然从门外进来，递给他一支烟，亲手帮他点上。他使劲嘬了一口，明亮的火焰似乎让他的脸红润起来。
“哎，怎么会这样……”姚治才叹了口气，慢慢说起他的事。
姚治才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独子。他父亲脾气暴躁，平日对他和母亲非打即骂，还嗜*，欠了不少债。姚治才9岁时，父亲借口去广州打工还钱，一去不回。说起他的父亲，他似乎除了愤恨没有其他的感情，也不愿意多谈。
姚治才的母亲有轻微残障，无法正常工作，只能靠种地养家。姚治才为了走出农村，从小奋进，读书成绩优异，一直读到硕士，还考取了律师执业证，当上了律师两年后，他的事业逐渐上了轨道。
他说到这里时，十分自豪：“我是我们那里唯一读到硕士的。”
随着他年纪逐渐大了，母亲一直劝他快点成家，他也有这个想法，便托周围的亲戚朋友帮他介绍相亲，覃小娥就是这个时候走进他的生活的。
覃小娥是他的老乡，跟他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是个会计。相亲时，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再加上覃小娥长得也不错，也不嫌弃姚治才没车没房，两人相处半年后，就顺理成章结了婚。
说到这里，姚治才表情突变，突然恶狠狠地说：“只是没想到，她是这个样子，控制欲这么强！”
姚治才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经常早出晚归，还时常出差。覃小娥有些不满，常常唠叨他。姚治才彼时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幼时的经历，让他认为一个男人若没有事业、没有本事，就无法惠及家庭。于是，两个人渐渐有了争吵。
一开始覃小娥只是天天打电话让他快点回家。有时候律所工作太忙，他来不及解释，覃小娥就“在电话里说个不停”，这让他挨了领导不少骂。后来他在工作时只要一接到覃小娥的电话，就立即挂掉。回到家后，面对覃小娥的“唠唠叨叨”，他也烦躁地敷衍过去。这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覃小娥特别准备了一桌饭菜，千叮万嘱姚治才早点回家，但那次他因为准备一个案子，忙到后半夜才回去，他到家后，覃小娥把一桌子饭菜掀到地上，逼着他辞职换一份工作，他不同意，拿起钥匙出了门，从此就很少回家。
姚治才说，覃小娥“歇斯底里”，甚至跑到他们律所去闹。领导找到他，对他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你要处理好。”
姚治才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想了很久，最后他选择事业，决定离婚。两人摊牌时，覃小娥死活不同意。姚治才气得搬出了家，换了一个律所，彻底不回家。
“天天问我去哪里、做什么、跟谁在一起，换你受不受得了？”姚治才说到这里，猛地把烟头扔在地上。
覃小娥找不到人，只好找婆婆说理。姚治才的老母亲亲自从农村过来，扇了儿子两巴掌，说：“你要是敢跟小娥离婚，我就死给你看！”姚治才不敢生气，好说歹说才把母亲送了回去。
姚治才认为覃小娥是拿母亲来要挟他，愈加厌恶妻子。在他眼里，覃小娥是在对他“无尽地骚扰”，他越来越“烦躁”，总想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这个时候，他正好在处理一宗跟精神病人离婚有关的案子。由于司法制度对精神病人的法律权益这块还不完善，在这个案子里，那个精神病人吃了很大的亏。这让他冒出一个想法：既然无法离婚，他干脆就把覃小娥逼成一个神经病。
他知道自己是个律师，这样的行为稍有不慎便会毁了自己。但他说当时对覃小娥已经是“忍无可忍”：“每当我看到她在笑，我就认为是她在对我炫耀。她好像觉得在她跟我之间，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只能被她控制。”
随后，他对着我们，神情无比狰狞地说：“干脆，就让她成个疯子，一辈子住在精神病院里！”
姚治才开始疯狂地收集资料，买回不少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籍，时常拿出来研究，他还假扮患者在网上寻求咨询，逐渐加深对这个群体的了解。时间久了，一个计划在他脑子里逐渐成形。他迫不及待地决定“下手”。
第一步，他要“驯服”覃小娥。
“你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说到这里，他特意问了我一句，抖了抖手里的烟，“你是心理治疗师，应该知道。”
我点了点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叫人质情节，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反过来倾向犯罪者，对他产生依赖性，甚至协助他。
“我先要让她对我无比依赖，再一步步摧毁她！”姚治才说到这里，眼神逐渐变得有些阴狠。
他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首先，他特意改变了言行，每天按时回家，面对覃小娥的提问，也尽量耐着性子，温柔地回答。
覃小娥以为姚治才回心转意，十分欣喜。每天下班前，她都“殷勤”地问姚治才想吃什么，赶在他下班回家前做好。她体贴姚治才工作忙，知道他爱干净，不仅每日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帮他分类计划好每天的搭配。
但这一切，姚治才只冷冷看在眼里，丝毫没有被感动。吃饭时，他总是故意夹着筷子在盘子里挑挑拣拣，嫌弃覃小娥的饭菜做得不好吃。覃小娥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咸了还是淡了？你别生气好不好？”
姚治才见覃小娥紧张害怕了，又立刻变得温柔起来，笑着说：“没事，你做的我都喜欢。”然后假意“忍着难受”吃几口。这让覃小娥感动不已。
每天覃小娥准备好的衣服，姚治才也故意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对，一旦覃小娥开始紧张，他又立刻转回温柔的样子，说：“哎呀，老婆准备的当然好啦！”
面对覃小娥生活上的无微不至，姚治才故意挑刺，在妻子紧张后，他又立刻假意安抚。慢慢地，覃小娥的情绪起伏完全被姚治才掌控住——他的一个眼神，或者不经意叹一口气，都会让覃小娥赶紧停下手里的事，神情紧张地询问他怎么了。
姚治才抽完施主任给的最后一根烟，说：“慢慢地，我感觉‘第一步’应该是成了。”
这时候，我注意到，施主任的眼神越来越冷淡。姚治才靠着墙壁，似乎是在故作疲惫，说：“时间不早了，过两天再聊吧。”
我还想询问他接下来做了什么时，施主任按住我，对我摇了摇头。
刚走出病房，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覃小娥。原来她一直在外面，我们的对话她应该都听到了。
她一言不发，背靠着墙壁，眼睛茫然地盯着过道顶上的灯，看不出表情，手紧紧抓着衣服的下摆，骨节泛白。施主任似乎一点都不意外，请覃小娥到办公室坐下，让我去给她倒杯水。
施主任一言不发地看着覃小娥，她低着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候覃小娥从包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罐，放在桌子上，对我们说：“我来告诉你们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他对我下药！”
我们都不禁一怔。
施主任拿起药罐，倒出一颗，仔细看了看，说：“这的确是精神科临床的常用药，你是怎么发现的？”
覃小娥一声冷笑，眼睛看着前方，似乎失了焦：“要不是我发现得早，拿着药去问朋友，现在绑在那里的就是我！”
在她接下来的描述里，我们大概知道了姚治才接下来的计划。
覃小娥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姚治才的“反常”是刻意为之的，她以为丈夫工作忙碌、压力大，再加上之前她“太过分”，于是生活上对姚治才愈加“顺从”。姚治才“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些药，每天睡觉前，都假意关心覃小娥，给她倒一杯温水，借机把药掺在里面，让她喝下去。
“我以为他终于会关心人了。”覃小娥面容有些凄苦，“就算水喝起来有点味道，我也以为是他没有把杯子洗干净，都笑呵呵地喝下去。”
正常人服用某些抗精神病药物，会出现很多副反应，最常见的就是嗜睡，长期服用，还会出现思维难以集中、浑身无力等其他问题。
覃小娥开始觉得自己时常处于一种“睡不够”的状态，早上起来经常“浑浑噩噩”。面对工作，常常不能集中精神。
“我是个会计，每天要对一堆账目。可我的精神越来越差，好像不认识那些数字一样，脑子时常发呆，等回过神来，十几分钟就过去了。”覃小娥拿着杯子的手逐渐颤抖，“简单的账我都能算错，常常被同事耻笑，被领导骂。”
“你跟你老公说过这些吗？”这时，我忍不住问了。
覃小娥嘴巴翘了一角，不知道是笑了还是没笑，说：“他只是说我的睡眠不好，劝我每天睡前喝点红酒。”她说，姚治才特意去超市买了一箱红酒，每天睡前都亲自帮她倒好。
“我以为他是真的在关心我，后来我才明白过来，酒不仅能掩盖药的味道，还能加速药力挥发！”覃小娥说到这里，使劲地把杯子砸在桌上。
吃了药的覃小娥状态愈加萎靡，她早上经常睡过头，就算勉强爬起来去上班，下楼的时候，人也浑身发软，摇摇晃晃。她发呆的次数越来越多，同事见状，从后面使劲拍她，她通常要很久才能反应过来。
领导见她如此，医院看一下。她怕姚治才担心，自己独自去看医生。医生检查过后，问她，最近是否有误服用镇静类药物，她仔细回想，说：“没有。”
说到这里，覃小娥泣不成声：“那个时候要是仔细检查一下，我就不会这样了。”
施主任止住了覃小娥的哭泣，说：“你先回去吧，药暂时放在这里，等你老公的结果出来，我再通知你。”
覃小娥走后，施主任拿起药罐翻来覆去地看。
“哼哼，”他斜起嘴角，似乎在嘲笑什么，对我说，“人心呐！过两天再去会会姚治才，把药带过去。”
这时我似乎明白了姚治才刚才为什么不说接下来的计划，他害怕露馅儿，想拖延时间找借口。
过了3天，我们再次去了病房。姚治才的手已经解绑，躺在床上。见我们进来，他似乎胸有成竹，慢慢爬起来，伸出两根手指：“有烟吗？”
施主任没有理他，从口袋里拿出药罐，按在他面前，抬头盯着他的眼睛。
姚治才见到药罐，神情变得有些慌乱，嘴唇逐渐发白。施主任没有在意，摇晃着药罐，问道：“这是处方药，你从哪里弄来的？”
姚治才使劲抓着头发，似乎想让自己冷静下来。许久，他长叹一口气：“原来她早就发现了。”
既然无法再隐瞒，他只好将他接下来的做法全部说出来：
为了找药，他煞费苦心。为了不留下证据，他假借为精神病患者家庭提供法律援助之名，经常到各个精神病院、社区去给提供免费咨询，慢慢地，认识了不少精神病患者。
说到这里，他特意问了一句：“精神病人中很多有藏药、拒绝服药的人，你们应该知道吧？”
施主任点了点头——他说得对，由于精神病药物对人的生理状态有明显的副作用，很多患者普遍存在把药扔掉或者藏起来的情况，这也是精神病复发率高的重要原因。
姚治才了解到这一点后，每天带很多吃食或者烟，私下里偷偷跟他能接触到的精神病人交换药物。交换回来的药，姚治才仔细分门别类，留下能用的，其他的扔掉。因为害怕药物过期影响效果，他还在交换的过程中，明确给那些患者提要求，如果能长期供应这一类，他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吃食或者烟。
慢慢地，他就收集到了自己想要的药。
“你就不怕被家属发现？”听到这个，我有点莫名愤怒，他这是欺骗没有自制力的精神病人，还在戕害一个正常人。
他无所谓地笑笑：“藏药扔药的多了，再说，只要我不承认，谁会相信神经病的话？”
我有些掩饰不住愤怒，咬着牙说：“你可真是个……”
“人渣是吗？”他笑着打断我的话，“如果是你呢，你会怎么办？”
“她是你老婆啊！”我大声吼了出来。
施主任伸手按住我，止住我俩即将开始的争吵。他拿出一根烟，递给姚治才，说：“你接着说，你还干了什么。”
姚治才似乎有些得意，看了我一眼，身子渐渐往后，靠在墙壁上，语气逐渐放松起来。
姚治才确实下了“功夫”。他知道仅仅凭下药让覃小娥出现的这些症状，无法让她成为一个“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
“最多是神经症类问题，我说得没错吧？”他这里的语气明显带着挑逗。
不得不承认，他又说对了。精神类疾病的诊断，除了考虑一些生理状态的改变，还要结合一些特有的症状，包括症状出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跟患者之前的表现有没有明显区别。
所以，姚治才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诱导覃小娥出现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和清晰可见的行为异常，这样他才能把她“彻底”地送进精神病院。
他决定开始自己的第三步计划：他一边继续给覃小娥“下药”，一边开始不断地在精神上折磨她。
在覃小娥晚上昏昏欲睡时，他故意拉着覃小娥“谈心”，诉说自己工作的苦闷。覃小娥为了“让他高兴”，只好强打着精神听。
他特意把工作里遇到的案件说给覃小娥听，故意添油加醋，在讲到一些犯罪情节时，还把“恶心的”现场照片给她看。
“有一次，我把一个夫妻吵架导致丈夫跳楼的照片给她看，她吓得觉都睡不着，第二天醒来，脸色惨白。”姚治才说到此处，似乎越来越兴奋，靠着墙壁的身子越伸越直。
覃小娥的精神状态被他折磨得摇摇欲坠。她害怕家里人担心，没有跟任何人说，更怕影响姚治才工作而让他不高兴，所以自己一个人默默忍受。
长期的身体精神双重压力下，覃小娥无法再正常工作。她请了长假在家里休息，想慢慢调养恢复。
姚治才此时却开始着急，他想要“加快速度”。
吃饭的时候，他时常突然在覃小娥耳边大声说：“你刚才说什么？”
覃小娥茫然看着他，但脸上又费力做着“讨好”的表情，小心地说：“没有啊？”
“有啊，你说明天去哪里来着？”姚治才特意装得煞有介事，这让覃小娥疑惑不已。次数多了，覃小娥开始“顺从”姚治才的暗示，会说：“哦，我是说了，明天要去朋友家。”
但这样，姚治才还觉得不够，他每天都要拖着没有力气的覃小娥去街上散步。他故意快步走在覃小娥前面，让覃小娥在后面追赶，然后他会突然停下来，指着覃小娥的背后某个人或者角落，说：“你看，有人跟着！”
覃小娥回头仔细盯着他指的方向，左看右看。这个时候，姚治才又使劲拉着她，焦急地要回家，还说：“我们肯定是得罪人了，有人跟踪我们！”
覃小娥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次次都不明就里地任由姚治才拉回家。长期服药让她完全无法集中精神仔细思考，开始逐渐相信姚治才所说的：他们得罪了人，有人要害他们。
姚治才说到这里时，施主任使劲拍了拍大腿，皮笑肉不笑地对着姚治才说：“厉害呀，你可真是厉害呀！”
姚治才的神情变得十分亢奋，靠着墙壁，身子绷得笔直。他的眼神里充满着扭曲而兴奋的光彩，似乎对自己的缜密计划十分自豪。
施主任看着他的样子，脸上慢慢浮现嘲笑的表情，他指着姚治才，冷声说：“你看看你自己吧，现在像个什么样子。”
姚治才得意的神情戛然而止，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病号服似乎十分刺眼。他像是“恍然大悟”过来：“怎么是我呢？！”
他抬起头，看着施主任，大声吼起来：“该抓是覃小娥，她才是神经病啊！”
他边吼边使劲拿头撞击墙壁，情绪激动起来，恰如他刚被关进来的样子。几个护士听到赶紧跑进来，又一次死死按住姚治才，拿约束带将他固定住。
他一边剧烈地挣扎一边大吼：“我不是神经病，你们应该抓覃小娥啊！”
施主任和我，在一旁在冷眼旁观。看着他疯狂的样子，我们谁也没有出一声。
医院大门口，施主任掏出一根烟点着，盯着墙上“精神专科”的牌匾，看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猛地把烟扔到地上，说：“通知她老婆再来一趟，应该有个结果了。”
覃小娥来了，沉默不语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像那天做鉴定时一样，看不出表情。施主任轻轻坐在她身边，微微侧身面向她，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倒是覃小娥先问了：“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吧？”
施主任点了点头，思忖了片刻，说：“但我很好奇，按照你的说法，你应该一早就发现了吧，不然他怎么会……？”
“我当然发现了，不然我怎么把他送进来！”覃小娥猛地转头，盯着施主任的眼睛，咬牙切齿地说。
覃小娥说，她那时请了长假在家休息了很长时间，但精神和身体的状况一直无法缓解。姚治才此时大概以为她已经完全在自己掌控之中，又开始放心地把重心转向工作，每晚回家的时间又变得不固定。
饶是如此，他每天回家不忘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覃小娥“倒酒”。若覃小娥有时自己提前倒好，姚治才就会说她拿错了，又到厨房帮她重新倒一杯。
覃小娥从未心生疑惑，一直顺从姚治才的安排，这让姚治才以为自己离“成功”不远了，开始慢慢放松警惕，露出了马脚——一次，覃小娥不经意走到厨房门口，发现了姚治才的行为。她一开始不相信，但又怕贸然点破，会让他们好不容易“重修于好”的夫妻关系再度破裂，于是，她每次在姚治才倒酒的时候，都假装无意地路过厨房。
事实让她不得不相信，姚治才确实在对她“下药”。
“真是费尽心思啊。”覃小娥说到这里，不断地摇头，眼眶通红，“他把药片拿筷子捣成粉末，混在酒里。怕被我发现，还每次都把筷子洗得干干净净——他可是从来不做家务的人啊。”
听到这里，我不禁问了一句：“那你发现以后呢？”
覃小娥靠在沙发上，闭眼仰着头，也许是想憋住眼泪：“那一刻我的心就死了。”
覃小娥半夜里趁着姚治才熟睡时，在他的包里找到了药罐，她悄悄拿出一部分药片，医院工作的朋友。
“当朋友告诉我这是什么药的时候，我也就知道了他的目的。”覃小娥慢慢直起身子，睁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对他这么好，他竟然还处心积虑地想害我。既然他想把我变成神经病，那我就要先把他变成神经病！”
我看着她，脊背忽发一阵凉意。
覃小娥接下来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了真相：
她没有直接拒绝姚治才每天端来的“红酒”，而是每次喝之前，都借口让姚治才去帮她拿东西，她再偷偷把酒倒到窗户外面。姚治才有时候会起疑心，非要看着她喝下去，于是她先故意喝掉，再假借去厕所洗澡，抠自己的喉咙，把酒吐出来。为了不让姚治才听到，她每次都把水龙头和淋浴打开，用水声掩盖自己的呕吐声。
“停”了药后，覃小娥的精神有了好转，但她依旧成天装作一副反应迟钝的样子，面对姚治才的“精神折磨”，她故意跟以前一样，“疲劳”应对，就是为了不让丈夫起疑心。
她暗自用手机记下姚治才下药的时间、药量，每天面对姚治才兴致勃勃地讲述案件时，她还悄悄用录音录下来：“我虽然不是律师，但也知道，随意透露案件内容是违法的，我要留好所有的证据，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他面对法律哑口无言。”
不仅如此，每天吃饭的时候，她不等姚治才“发问”，会先突然说：“我刚才说了什么来着？”姚治才开始会愣一下，而后会兴奋地说：“对呀对呀，你刚才说了什么，我没听清，你再想想？”
覃小娥每天还是跟着姚治才去散步，她故意死死挽着姚治才的手，紧张地四处张望，装作一副害怕有人跟踪的样子。然后不等姚治才“吓唬”她，她就指着一处说：“老公，那里有人，咱们快回去，我好害怕！”
覃小娥的伪装，让姚治才以为自己的计划就要成功，彻底放松了警惕，每天下药的时候也不再偷偷摸摸，这让覃小娥有了机会用手机把他下药的行为拍了下来。
讲到这里，覃小娥停了下来，说了一句话：“他以为我疯了，但他没有意识到，他早已扭曲到没有人样。”
覃小娥发现，自己的样子让姚治才越发兴奋，他每天都“热情”地给自己倒酒，给自己说案件，带自己去散步，眼睛里满是“抑制不住的神采”。
覃小娥能感觉到，姚治才似乎在等待时机，等一个在公众面前引爆她情绪的机会，能让她“疯癫”的样子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让他可以借此把自己“一举成功”地送进精神病院。
姚治才开始跟身边所有人诉说覃小娥的状况，一开始没有人信，都只以为覃小娥是身体劳累，劝姚治才好好对待她。
姚治才不死心，他挨个邀请朋友、亲戚到家里做客，希望他们亲自看看覃小娥的样子。但覃小娥在有人来时，就会表现得无比正常。给客人倒茶、切水果、做饭，迎来送往。这让所有人对姚治才的说法都十分怀疑，一个同事甚至说：“你老婆其实好得很，我看你才是有问题，好好过日子吧。”
在客人走了之后，覃小娥又立刻恢复“浑浑噩噩”的状态。这让姚治才很生气，但他无法明说，只能更加变本加厉地“精神折磨”覃小娥，说话的语气也不再故作温柔，而是恢复了以前的不耐烦，对覃小娥呼来喝去。
覃小娥说到这里，眯着眼睛，用一种无比诡异的语气说：“他没意识到，真正在慢慢疯掉的，是他自己。”
姚治才越来越着急，言行越来越“无法控制”。每天散步的时候，他还没走出几步远，就会急切地拉着覃小娥四处寻找“跟踪的人”。但覃小娥故意不为所动，一句话也不说。这让姚治才十分着急，他指着四处散步的邻居，急切地对着覃小娥说：“你看，到处都是跟踪的，你没看到吗？”
有时候这些被指的邻居，会纷纷侧目，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但姚治才丝毫不在意，他不断“言语”刺激覃小娥，非要等到她出现一副害怕的神情才会善罢甘休。
只是姚治才不知道，他在寻找机会的同时，覃小娥也在等待机会。
姚治才“急不可耐”的样子越来越无法控制，每天下去散步，一些见过他“异状”的人，见到他就会纷纷躲开。
越是如此，姚治才越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一天，覃小娥觉得时机已到，面对姚治才不断地言语刺激，她故意大声说：“老公，你最近压力太大了，要好好休息。我们回去吧，真的没有人跟踪我们。”
周围散步邻居都停下来看，一副诧异不已的样子，看向姚治才的眼神，十分复杂。
姚治才这时十分惊讶，立刻极力地辩解：“不是啊，不是你一直说有人跟踪吗，老婆，是你啊。”
覃小娥故意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哀怨地挽着姚治才的手说：“求求你了老公，跟我回去吧，别在街上这样了。”
围观的邻居看到这里，似乎明白了什么，纷纷快步走开，对姚治才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姚治才此时沉寂已久的情绪被彻底引爆，他急切地大声辩解：“覃小娥，你疯了你知道吗，你疯了！”
他四处拉人，对他们说：“是我老婆疯了，不是我疯了，是她！”
姚治才在大街上无法自控地闹了起来，上蹿下跳地四处拦着人解释。覃小娥在一旁“着急”地拉着他，向每个被他拦住的人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老公压力太大了，最近不知怎么的就变成这样了。”
一个邻居好意地小声劝慰覃小娥说：“妹子，不是我说啊，医院吗？你带他去看看，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呀。”
姚治才在一旁听到，似乎突然间“开窍”了，急切地说：“对，去医院，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一切都清楚了。”他赶紧掏出手机，打了精神专科的电话。
他打电话时，覃小娥一直在冷眼旁观，默默地报了警。
姚治才没想到，救护车跟警车来了之后，医院的，不是他处心积虑“折磨”的覃小娥，而是他。
面对警察跟护士，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举起了街边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不准任何人靠近，一直极力辩解：“覃小娥是个疯子，你们抓她啊！”。
覃小娥此时在一旁使劲掉眼泪，围观的人一直对着姚治才指指点点。警察跟护士，征得覃小娥同意后，一拥而上，把姚治才死死压在地上，用手铐铐住了他。
姚治才在地上使劲挣扎，还再不断地大吼：“你们该抓她，该抓覃小娥，我不是神经病啊！”
覃小娥说完这些，眼眶里已经没有泪了。我跟施主任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该说什么——整医院的处理范围。
施主任思考了一会儿，谨慎地对覃小娥说：“那些证据你应该都留在手上，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拿主意。我们只能保证，鉴定上，医院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果。”
覃小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对着我们鞠躬，我赶紧闪到一边，但施主任却没有动身。覃小娥看了施主任一眼，说了声谢谢，走了出去。
尾声
姚治才住院20天后，他的确诊结果出来了——急性精神障碍。
显然，覃小娥要的不只是情感障碍科出具的这一纸诊断书，她还需要在打官司时具有法律效力的精神鉴定报告。不过几日，她便拿着法院盖章的文件找到我们。半个多月后，覃小娥来拿了报告，报告内容我们须严格保密，关于案情，也不在我们职业范围内，所以我们也没有和她深聊。
她出去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医院门口，她还是蹲了下来，忍不住嚎啕大哭。过了几天，施主任告诉我，覃小娥应该很快就能离婚了。
偶尔，我路过姚治才的病房，他面朝墙壁横躺着，看起来像一根枯木头。听病房的护士说，医生来查房时，他依旧坚持称自己是正常的、覃小娥才是神经病。据说他这种情况，得治疗3个月以上才能出院。不过，出院后等待他的，不仅是破败的事业生活，还有法律的严惩。
我不禁感叹，从事实上来讲，疯了的的确不是覃小娥，是姚治才。而覃小娥最后的反将一*，也让人唏嘘不已，真应了那句“至亲至疏夫妻”。
在精神鉴定科我待了不到两个月，离开的时候，我找施主任给我的实习报告上签字。
施主任还是叼着烟，手拎着报告，边晃边对我笑：“怎么样，考虑一下，留在我这儿算了，我去争取一下，虽然你不是医生，没有鉴定资格，但是努力努力，你在这能干的事不少。”
“哎，我还是去门诊吧。”我也对他笑着说，“您这里呀，太复杂了。”
施主任按灭了烟，似乎有点惋惜：“行吧，以后有的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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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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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水
水货心理治疗师，伪文艺青年，
医院里工作，医院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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