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曾经提出：“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恰当概念的缺乏，已经使得健康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变得空洞，并且陷入了真空的漩涡，里面充斥着像“顺应”、“适应”、“使某人的自我与社会的现实保持一致”等这样的冒名顶替者。”
在现代通俗的健康定义中有两条标准是“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也就是说，健康的前提条件包含“自我感觉是良好的，情绪是稳定的”，以及“能良好地适应相应的社会”。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焦虑障碍”、“抑郁障碍”、“适应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了。
如果从功能社会/社会必要性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常人或健康人首先得能够按照那个特定社会的要求去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得能够参与社会的再生产，即能够组建供养一个家庭。但是，如果从个人存在的价值/存在性角度看，上述的观点就未必正确，也就是说，“健康的人不一定没有焦虑”、“健康的人不一定社会适应良好”。正如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提出：“健康或常态就是有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和幸福的环境”。
这是因为，“适应”一词在我们的社会里通常被当作是一味顺从、丧失个人自身“存在性”的代名词。从存在主义角度看，如果一个个体能充分地面对个人自身的“存在”，即使他可能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不能适应社会，即使他很可能会产生比以前更多的有意识的焦虑（正常的关于“存在性”焦虑），那他就是个健康/正常人。
因此，从个人“存在性”角度看，一个所谓“没有焦虑”、“社会适应良好”的正常人远没有一个所谓人类价值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患者来得健康。前者以放弃“自我”的“存在”来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由全部丧失。而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患者则可被看作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尽管他挽救个人“自我”的努力并未成功，也未有效地表达出“自我”，却借助精神疾病/心理障碍的症状和遁入虚拟的生活寻求拯救。
难怪弗里德里希·尼采尖锐地指出：“疯狂罕见于个人，但对于团体、*派、民族和时代来说则是常态”。阿瑟·米勒在《尊重她的痛苦——但也有爱》中也论述道：
人类永恒的挣扎是：以某种方式感知到自己与邪恶共谋，成为一种不能忍受的恐惧。用全然无知的受害者眼光，或者用全然邪恶的暴力发动者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则让人安心得多。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要干扰我们的无知。但是，所有国度中，最无知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就是疯人院吗……无知的完美境界，其实就是疯狂。
作为精神/心理卫生科医生，作者每当在媒体上看到杀人犯、经济犯罪、贪官、性丑闻、不要脸的小人、所谓的“精英”……就会感到超级郁闷。这些人风风光光，或者事发前风风光光，被视为完全正常，相比之下，自己天天接触的那些被认为“不健康/不正常”的来访者倒显得挺美好：上瘾者很讲面子，痴呆者很单纯，抑郁者让人动容，精神分裂者有一颗敏感的心，躁狂者让人着迷……有时我甚至会想，我们的治疗对象是否搞错了？有问题的是否恰恰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
因为，这些精神疾病/心理障碍者大多是乱“自己”或与自己关系很近、影响深远的“主要照顾者”，并不会毫无原因地直接骚扰陌生人或对社会造成危害。从世界上的许多统计数据看，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概率比正常人小。大量的学术研究资料表明，只有很少一部分杀人案是由重度精神病患者所犯。例如，英国的研究数据表明，大约5%的杀人犯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另有研究者提出，“若以简单的统计学术语进行解释：偶然被一个精神病患者杀死的风险只有大约一千万分之一，几乎与被闪电进击中的风险大致相等。”
难怪有些心理科医生经常会半开玩笑地说：“宁可与这些病人相处，也不愿与所谓的正常人相处。”德国精神科医生曼弗雷德·吕茨更是尖锐地提出：“防火防盗防正常人……”
因此，精神病与暴力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关系，“不一样”并不代表不健康和不正常。也就是说，精神病人的危害并没有那么大。正如英国精神病学家理查德.本托尔所告诫：“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以控制‘不识抬举’的精神病患者的做法或许带给我们内心的安宁，却无法给世界真正的安全。”
注：本文整理自包祖晓所著的“禅疗三部曲”。如果您需了解更多关于“自我疗愈”的知识，请阅读“禅疗三部曲”之《做自己的旁观者》《唤醒自愈力》《与自己和解:用禅的智慧治疗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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