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21日新京报报道，*志发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年，*志发前往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时，案件由张世奇（化名）法官受理，一年后，张世奇在信访人员接待室里，将一份无罪判决交给他，并当面宣读。（）白山刑监字第4号判决书显示，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志发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原判决，宣告*志发无罪。文末没有写出审判员姓名，仅有日期为年6月20日，并盖有“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章。
*志发持此生效“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却被法院告知：“这个法官有精神病，我们已报案。”
新京报《一份无罪判决书背后的“精神病”法官》一文引起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质问，到底是法官病了，还是法院病了？精神病患者为何还能办案？年如何鉴定当事法官在年时患有精神病？他“精神病”期间参与办理的起案件怎么办？
对于白山中院来说，面对上述问题的确很尴尬，怎么回答都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面对人民群众的冷嘲热讽。但我认为，观察“精神病判决”事件，不能偏离理性的轨道。本文仅探讨“精神病法官和判决书”背后的故事。*某是否有罪，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一．新闻报道有“标题*”之嫌
该案中，*某收到的是（）白山刑监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而非“刑事判决书”。判决和裁定的区别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法律后果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新闻报道通篇使用“判决书”的表述，严重混淆了公众的视线。
二．*某的“无罪裁定书”本身就有病
1.学习法律的人都知道，“裁定书”一般用来解决程序问题，实体问题一般用判决来处理。裁定可以补正判决的错误，但改判无罪的案件是典型的实体问题，无论如何都要用判决的形式来“宣告无罪”，而不能“裁定无罪”。
2.如果法院负责信访的法官认为案件的确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应当通过审委会讨论，按照法定程序出具《再审决定书》，而非裁定书。
3.从裁定书的内容来看，“撤销（83）刑字第号刑事判决”，也不完整。因为*案原生效裁判文书是年作出，且为二审裁定，应当一并撤销，而不能漏项。同时，应当启动再审程序。
4.从裁定书引用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来看，并非再审改判的依据。程序法从新，实体法从旧，这是一般的法律适用原则。理论上讲，年处理的案件，程序法应当适用年3月14日修正后、年10月26日修正前《刑事诉讼法》。而该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五条是有关刑事自诉的程序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是关于上诉期撤诉的规定。也就是说，（）白山刑监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不是因为“假”而无效，也不是因为“精神病法官”作出而无效，而是因为形式、内容、法律依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自始无效。
5.刑事裁定书必须有合议庭作出，落款必须列明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姓名；而再审决定书可以由法院作出，仅加盖法院公章。
（）白山刑监字第4号“刑事裁定书”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法院、当事人、律师都没发现？
三．张姓法官的行为很反常
从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张姓法官存在一系列反常举动。
1.就赔偿数额问题，从49万到万，随意性太大，且都是法官个人的承诺，这显然不符合逻辑。国家赔偿案件，数额不是法官个人能够决定的。当然，法官可以代表法院与当事人协商，然而一旦确定了数额，法院和当事人都希望尽快白纸黑字写下来，哪能由法官直接去办卡给当事人？
2.当事人*某介绍，年12月22日，在确定赔偿数额后，*志发去银行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表示80万已经先汇入卡内。然而*某在银行等了一天也没到账。”几天后去找张法官，对方说”款当时已经汇了，然后被盗取了”,询问公安局时，民警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案子，同时银行查询也没有任何流水信息。
这一些列出尔反尔的行为表现，哪里像一位职业法官的表现，就是不懂法的人也能看出不正常。
3.盗用法院公章，情节严重是要开除公职甚至判刑的，这在任何一个法官看来都是天大的事情。不考虑后果，多次盗用法院公章出具司法文书，这显然不是一位法律人正常的行为表现。
四．法院的管理的确存在问题
一位生病的法官，法院为何没有及时发现？这法院领导对干警的身心健康也太不关心了，是不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