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怕安全情报局」
专注于女性身心安全话题
根据大部分真实案例分析
为女性自我保护提供解决方案
我是怕怕君。
去年年底怕怕君无意间看到一部叫做《有一天》的电影。是由华谊兄弟公益基金发起制作，也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公益电影。
随后《有一天》入围了第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奖”，虽户受到国内外12个电影节邀请展映，并获得第9届西雅图儿童电影节“金球聚焦奖”。
影片由9个故事组成，讲述了9个弱势群体儿童追梦的故事。其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顺利在面包主厨的帮助下学会了做面包，也因为拍摄这部电影，他顺利爱上了做面包，并且真的获得了一份在面包店的工作。
而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问我：“你知道北京苏家屯吗？”跟着发给我一个视频，短短七分钟，让我的心情到现在都不能平复。
对于他们来说
这里就是“安全屋”
我不配得到美好，那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
来自腾讯视频“这家面包房里，精神病人在工作”
“我不愿意送，坚持这么多年。她都36岁了。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才找到这点。您看我们都60多岁了，这带着小，又带着她。
我们真挺困难，我们都退休了，退休费就这么点。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去打工。独身子女就她这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精力也得把她儿子给养出来，将来管她呀，要不怎么办？“
这位老人万般无奈的说道，带着把女儿送来的不舍和内疚。也深怕外人用那种“你就是要抛弃女儿”的眼光看他。
当老人办完手续准备的离开的时候，女儿才察觉到，踉跄着追出来哭喊着：“别不要我，别让我一个人。”
老人也失声痛哭道：“我们也没办法啊！快70了！真的管不了了！”
医生拉住女儿说：“她会很快适应的，很快，她就会像靖哥一样乐观。”
年《瞭望东方周刊》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而精神卫生医生仅有1.5万名，床位2万都涨，得到有效救助的精神障碍患者不足20%。其余患者大多数或游荡于社会边缘，或被家人用铁链、铁笼锁于一隅。
而位于苏家屯村的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精神病民间托管康复机构。在这里的患者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疗和看护。
在视频开头有一名成年男人唱着“葫芦娃”，一名壮年男子在家里来探视的时候细心的嘱咐：“那个竖笛，还有Vb编程那本书，能不能给我带一下？“
还有喜爱读书的女性：”我喜欢周国平，描写出的内心的东西很重，像《优雅的汉语》我也挺喜欢吗这是舒婷推荐的。“
他们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当问到为什么不让家人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平淡的回答：“家人也是迫于无奈，才把我送到这来，我就不配得到美好的东西，就是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如果人给你美好的东西，我就抵触。“
喜爱周国平的她，却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美好和幸福
生活中都会遇到坎，这些人只是没迈过去而已
五十出头的靖哥在这里已经待了15年，发病时他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往地上摔。有一次他把自己珍藏的那套瓷器摔的稀巴烂，家人才开始警觉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脾气不好。
那时候是年左右，即使在北京，关于心理治疗都很忌讳。
“还是新社会好，在旧社会，我们这叫中邪，都会被弄死。”
我很难通过视频里的靖哥想象他“中邪”时候的样子，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太正常了。爱聊爱笑，好像什么烦心事都没有。
而在这里住着个像靖哥这样的人，他们接受了治疗，度过了频繁的发病期，是处在康复阶段的病人。
靖哥说自己是“半根蜡烛”。看到采访的记者他特别开心，因为他们都是从外面来的“正常人”。
靖哥出生在北京东城，80年代他顺利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妥妥的学霸。但他不是只会死读书的学霸，篮球、台球、足球样样精通。从高中就开始弹吉他，拉小提琴，还跟同学一起写剧本演话剧，是同济大学的风云人物。
毕业后靖哥去大学当老师，他不想提学校的名字，“我自己都这样了，就别给学校添堵了。”
那时候正是“下海经商”的热潮期，身边很多人一夜暴富。于是靖哥有点坐不住了。
帮人画图纸攒了点钱，随后靖哥就用自己名字开了设计工作室，创业的帷幕就此拉开。他招了几位设计师和工地经理，自己跑项目，但刚开始小项目只能维持基本开支，但靖哥肩负着人员和办公成本，把自己压的喘不过气来。
于是靖哥开始学着应酬和打官腔，但“混社会和教书完全不一样，大学更纯净。”靖哥的初次创业完败，能卖的全卖，最后他只留了一把老板椅。
他留这把椅子是想东山再起，但之后他尝试过很多行业。但心态总是在老板的位置下不来，身边的朋友想帮他，他又端着架子瞧不上人家的“小打小闹”。
事业失败，恋人提出分手加上母亲去世，重重打击压倒了他，甚至一度想死，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就在家摔东西。家里人带他去看心理诊所，后来不得已把他送来了这里。
“没有一个人是钢铁侠，总有一种压力是自己扛不住的，心理障碍谁都有，有障碍越过去就行，我就是没越过去，一再扛着压力，直到精神线崩溃。
不是什么好的都是你的。如果安安分分地在大学教授，我应该会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回家吃晚饭时喝两口酒，抱怨一下工资少、这届学生不好带。”
就像靖哥说的「没有人是钢铁侠」，来这里的人只是没越过去自己那道坎。而这段话也让生活在快节奏中的我陷入了沉思。
面包会有的
牛奶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疯狂面包房”是他们通向社会的一盏明灯
年，精神科医生*峥发现很多精神病人结束治疗出院回家后，由于无人监管，很快病情会复发。
于是*医生想：「为什么不建立一所监管机构来帮助这类病人呢？」
于是他向北京市朝阳区残疾人联合会提出申请，创办了这所北京市第一家精神病民间托管康复机构—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
4年*医生突发心脏病去世，托管中心由他的妻子杨云接受，此前杨女士是一名神经科护士。
这里的多位康复病人大多是由亲人或朋友送到这里，这里没有捐赠，仅仅靠病人家属支付的每个月1-元食宿费维持运转。
4年，外国志愿者伊万和娜塔莎加入后，托管中心成立了“Crazybak”（疯狂面包房）。
“Crazy在英语中只有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但更多的是疯狂、激情，好的寓意居多。”关于取名，伊万笑着解释道。并且患者们表示"这个名字很好，很像我们！”
伊万表示第一天做志愿者的时候她们就泣不成声，这个用旧厂房改造的服务中心，就是患者们的全部世界。他们不能离开这里，没有家人陪伴，每天在发呆中度过，生活没有希望。
这间旧厂房改造的服务中心，承载着多位患者下半生的希望
于是伊万和娜塔莎决定，她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帮患者找到“希望”。
于是改变就此开始
患者听到她们说要开面包店，都觉得伊万和娜塔莎比自己病的还要厉害。于是他们找各种理由拒绝。
“我是来疗养的，不是来干活的。”
“我不爱吃面包，我也不想做面包。”
但伊万和娜塔莎说：“他们其实是害怕自己的面包被人拒绝，更害怕自己遭人歧视。”
“自我介绍时，他们首先说的是我是狂躁症病人，而不是我叫什么。”
于是不顾大家的反对，她们想尽办法建起面包房，装修、设计logo。也许是看到初具规模的面包房，有患者提出试试看的想法。
但在4年，面包的制作过程对于中国人还是相对陌生的，从和面、醒面到加*油、刷鸡蛋，再到学习和掌握烤箱的时间温度。伊万和娜塔莎一遍遍耐心指导，但失败却接踵而至。
但因为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和支持，他们才能收获最后的成功
但她们总是笑着说：“非常好。”为了保障收支，伊万和娜塔莎走访亲友推销面包，被拒绝、误解甚至拒之门外，但她们从不告诉别人。
这里承载着她们的全部希望，就算怀孕都没有耽误面包房的工作，儿子刚两周大伊万就用提篮带着他到面包房，患者们小心翼翼的轮流抱着，眼里满是宠溺。
对于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他们脸上的笑容能照亮所有阴霾
在外界看来，精神病人往往被冠以危险、暴戾的形象。即使他们处于恢复期，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依旧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但是在伊万和娜塔莎心里他们并不可怕，他们心中有爱和美好，也正是这份美好支撑着面包房的艰难运转。
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你愿意吃吗？
“正常人很少会把工作和愉快联系到一起，但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做面包能让他们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最早疯狂面包房在三里屯和燕山商圈有两个固定的摊位，靖哥英语好，成了卖面包的核心人物。
有一次出摊，买了面包的外国人兴奋地跑到伊万她们面前说：“你不是说他们是精神病人吗？还有人会说英语呢！”
但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一次活动上，一个志愿者是企业老板。他买下所有的面包给公司员工，但当老板有事先走了后，员工把面包扔在桌上也走了。
“心里有一丝不舒服，但后来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做的面包没有*，会有人喜欢疯狂面包的。”靖哥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里带着坚定。
但是这一次他们有了坚定的信心，总有人会喜欢疯狂面包
伊万认为“如果这是我们和孩子一起做的事，可能会有更多志愿者提供帮助。但跟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仿佛别人没有太大的兴趣帮助我们。”
但和靖哥一样，患者们在开始制作面包后，他们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很愿意参与到这份工作中。
此后每个礼拜五早上，他们都会穿上烘焙师的衣服开始做面包，包装袋上都贴着“Crazybak”的标签，在面包宣传卡上印着“帮助脑障患者，重现美好生活”的字样。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告诉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平等的对待
他们不生产精致的茶点或保质期短的蛋糕，主要做的是外国人习惯的主食面包。很多大使馆和国际学校的孩子及在京居住的外国人都是购买的常客。
他们赚到的不仅是钱，而是有了对生活的希望
疯狂面包房每周生产个左右的面包，他们用卖面包的钱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我可以说这台空调是我们换的，那台卡拉ok机是我赚钱买的。”他们带着骄傲的笑容，开心地跟记者介绍着。
他们变得更自信，开始憧憬未来，因为他们学会了一件事并能坚持把这件事做好。并且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能创造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有特别需求的人，他们需要爱，更需要人们的理解。而最需要的是平等的对待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即使渴望回归社会和家庭
却不敢离开“安全屋”
虽然说走向社会，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真能实现
前面提到的喜欢周国平的小雨曾在3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回到工作岗位。
再次上班的她很高兴，但是她觉得每个同事都在背后偷偷观察和议论她，有时候同事说悄悄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不定的从她身上略过，她就怀疑对方在说她坏话。最终她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目光，只能再次住院。
这是个奇特的地方，来的时候都不愿意，但进来后的人又都不想出去。
“我们过得正是现在人都羡慕的慢生活。”他们调侃着，但也是事实。
这里每个人都会打牌，定期会举办“斗地主月赛”让大家消遣娱乐。没有手机，不能上网，想家里人就等着他们来探望，他们知道现在街上都是共享单车，在电视上看过，但自己骑不上。
记者问靖哥：“你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为什么不回家？”靖哥叹了口气说：“别提了。”
有的是像那个36岁的女儿一样，家里人实在没有能力再管。有些人像小雨一样不愿意离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痛。
而在开始生产和贩卖面包后，他们重拾了回归社会的信息以及对“未来”这两个字又重拾了希望。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向社会，但至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即便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精神病”依旧和“疯子”划等号
当他们到使馆学校和涉外公寓卖面包时，学校里的孩子听说“疯狂面包”要来，都兴奋地跑出去想看看“精神病患者”长什么样子。
可每次他们都会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这些叔叔阿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些面包好香，这些卖面包的叔叔阿姨也没什么特别不一样”
现在太多的影视作品就如小雨所说，用夸张的手法演绎精神病患者。即便在现代社会，“精神病”依旧等同于“疯子”。
很多病人家属对他们也避之不及，一个病友说自己刚住进来的时候，老姨来探望他，走到门口不敢进来，怕挨打。
然而像靖哥、小雨这样处于康复稳定阶段的患者，其实完全可以回归社会重新开始生活。但当你如实说出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目前正在逐步康复阶段后，很少有人可以真正接受。
就如同大家都知道精神病不传染，但依旧不太愿意吃他们的面包。
社会对于身体残疾和一些心理疾病的人已经放宽了思想和包容度，但对于他们这个群体，却好像始终心存芥蒂。
“跟这待着吧，出去也没人管”只有在这，他们能相互做个伴
“我们被流放了”，他们的孤单和无奈是那么明显，却没有人愿意回头多看一眼。
如果你的生活好了，你应该去帮助别人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住在这里，有很多人因为想不开才造成精神问题，但精神出现问题后反而学会了想开。
“我们之间那没的说，就跟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似的。我们互相之间也是相互勉励，互相往正的方向推。”靖哥提到其他患者，特别坚定的说道。
而在这十几年中，面包房所有的盈利都用于改善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环境，为面包房倾力付出的伊万和娜塔莎从未曾中获取一分钱的报酬。
“什么是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才是。如果你的生活好了，你应该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好起来，只有这样你才会高兴。”
伊万（左）娜塔莎（右）
面对各路采访，伊万和娜塔莎希望媒体和社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