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这两周，医院待着。
这是一医院，在北京东四环再偏东一点的位置。一公里以外就是欢乐谷和一些新建的密集型住宅小区。但大柳树和他的周边，却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破败中。废弃的车站、临时搭建的板房、和不间断的尘土飞扬。在北京，医院都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医院的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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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比想象中宽松、和谐。随意进出的大门，让我卸下了戒备。没有那些所谓精神病院奇观的东西。一位女病人正顶着略为夸张的妆容在厨房准备这天的晚饭，会五国语言的男病人也正安静地坐着晒太阳，就在他坐的地方，曾经有位病人用粉笔在地上用C语言写了一段程序。
在后来的日子里，陈顺水成为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小时，他就告诉我，「我不觉得所有的疯狂都是不好的，我的一些疯狂帮我建立了我的生命体系」，我后来告诉他，福柯和他说过差不多的话，福柯觉得，不应该把疯狂看成一种疾病，疯狂是人类真相的一部分，就像死亡也是人类在时间领域的真相一样。
陈顺水是一个在24岁时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现在已经47岁了。我坐在他的房间里，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未来他能控制自己，想出院的时候就出院。
同屋的室友，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的王大哥，嗤笑一声，他或许觉得，陈顺水过于自信了。过去的20几年里，陈顺水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他始终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有一次甚至就是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亲戚朋友欢聚一堂，他突然就指着电视里的人物开始骂起来。
生日之后，医院。这是人生中的第四次，母亲拿他没有办法。
王大哥和陈顺水同住了11年，比起精神分裂的陈顺水，王会用更接近理性世界的逻辑劝告他，别冲动，要学会忍。
几年前，当两个人还穿着病号服在另一个病房住时，陈顺水打过一个护士。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莫名兴奋起来，陈顺水开始向我展示他的肌肉。用他的话说，护士在病房里「欺负」一个病人，他看不惯，就对护士出了手。结果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三天他都被约束在床上。
王大哥也还记得那个场面，就像回忆起一件年轻时的趣事，他们并不觉得这场「疯狂」需要被缄默起来。陈甚至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医院里，因为他的精神病人的身份，这件正义的事情就永远正义不起来。
陈顺水最喜欢的书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读完那本书，他得出的结论是「正义需要两次证明」。
陈顺水的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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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哥认可他的正义，但并不认可他的方式。如果是他，他更愿意为了长久的自由放弃这些个人化的情绪。
在大柳树采访的日子里，一些病人向我袒露自己的面貌与心扉。这是一个有医生、有护士、有各种各样病人的场所，这个场域里充满了不同角色在立场、欲望和权利之间的拉扯张力。
有人告诉我他在这里过得很好、睡眠充足；有人告诉我想回家却回不去；有人告诉我自己有了喜欢的人；有人对着忽闪忽闪的电视信号告诉我中兴快不行了；有人也跟我说，这里的人不过是都在自私地为自己活着。
精神科医生曾奇峰说精神分裂症的自救，是整个人类寻求自救的一部分，而且一定是最惨烈、最辉煌的一部分。
最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时候，陈顺水委屈极了。他恨父母、恨医院、医院里的其他病人。父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几乎放弃了那个还很年轻的陈顺水。两个人都度过了一些难熬的时光，是到了很多年之后，陈顺水才用行动为自己争取回来一些信任和自由。
他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父亲，并不再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向我强调自己作为精神病人的主体性，比如他会坐在宿舍外的凳子上，打开iPad大声放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试图给理性世界的人造成一些冲击，「我们是存在的，他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陈顺水是一个普通又典型的精神病人，他反复经历的磨难和治愈，很多人也在经历。
药物让他迟钝、无精打采，但拒绝药物他就有陷入疯狂的风险。二十多年过来，目前他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药物利培酮，这种药只是偶尔会让他做一些奇怪的梦，或者半夜醒来口干舌燥。
医院，陈顺水都会找一种方式以证明自己的生命力仍然存在。他疯狂跑步。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爬长城，虽然他双腿被药物搞得毫无力气，但他拼命扶着栏杆也要往上爬，他告诉我这是在和药物副作用作抗争。
他有一个iPad，一个iPhone，他用十指撑地的方式做俯卧撑，每天抽两包烟，和母亲视频一次，在YouTube看台湾节目，打游戏，拥有一个原力觉醒机器人，床头摆着一本《大江大海》，医院的病友解决大部分电子产品的问题。
王大哥刚用iPad看完《北京女子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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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某个晚上，陈顺水用iPad对着宿舍外的几棵柳树拍了一张漆黑的照片，发上Facebook，他为这张图片配上了文字——「光明的起点」。
美国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艾琳·R·萨克斯，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自救者。
萨克斯教授出生在美丽的迈阿密，成长在一个幸福、殷实的家庭，她的大半生都在和精神分裂症进行搏斗。
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样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除了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