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发病原因 http://m.39.net/pf/a_7465523.html附录一近现代精神病学的哲学基础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精神病学也有其哲学前提。跟其他医学学科相比，精神病学的对象和方法同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精神病科医生的各种精神病理学立场必然导致不同的研究取向（如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个体的取向），从而要求对哲学基础作出反思，通过用哲学方法去解释诸如心灵与肉体、理解与说明、人与世界等古老常新的问题。从精神病学史看，精神病学与哲学之间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联系，这些联系既表现在精神病学从哲学中寻求方法论的指导，也表现在哲学从精神病学中获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见识。为此，有必要历史地回溯精神病学与哲学的关系，揭示近现代精神病学的哲学基础，阐明各种哲学思潮对精神病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一、近代精神病学的哲学基础精神病学（或普通医学）与哲学的联系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从不同角度解释过精神病学的一些原概念:心身关系说、情感说、人格说、灵*说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解释为现代精神病学的学科研究范畴奠定了基础。在中世纪，精神病学与哲学的联系也未曾割断。基督教神学对盖仑的医学有过决定性影响；经院哲学的“共相之争”获得了广泛意义，而托马斯主义的身心统一说及其躯体病源学至今仍有其重大影响。甚至中世纪的灵*-魔*信念、P.A.巴拉尔塞尔士的炼金术也继续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近代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体系对精神病学乃至全部人的科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笛卡尔把人一分为二：肉体与灵*。肉体与灵*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灵*的本质在于思想，肉体的本质在于广袤，肉体不能思想，精神没有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派生另一个。为了解释心身相互影响的关系，他把“松果腺”选定为相互作用的器官。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是对古希腊至中世纪的全部心身统一说的挑战，它标志着精神病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转向。众所周知，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及其心灵学说中，整体概念即心身统一说占统治地位，在他们说来，所谓心灵疾病既非躯体疾病亦非精神疾病，而是躯体的“着魔状态”。但是根据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精神病科医生有可能设想不同于心灵事件的物质事件，有可能对心灵事件作出自然科学的定量法研究和“说明”。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孕育了近现代各种躯体取向的精神病学学派。19世纪中叶所谓“躯体学派”、20世纪初克雷佩林的古典精神病学、当代库特?施奈德学派均代表着精神病学的躯体路线，亦即精神疾病本质上被视为躯体疾病或躯体基质患病的症状。17-18世纪，在德国理性主义和道德思想观念占统治地位。康德认为，精神病患者应由哲学家而不是由医生来管理，因为医学知识会限制“人的本性”及其理智、理性关系。精神癫狂不单纯是变态，其中也不乏另一种“积极的非理性”，即另一种规则，并且，癫狂也“不是单纯的非秩序或理性习惯规则的偏离。”因此，只有通过“癲狂”本身才能把握住理性的本性。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孕育了近现代各种精神取向的精神病学学派。19世纪中叶所谓“精神学派”、20世纪各种理解-心理学-解释学取向的精神病学、精神分析、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代表着精神病学中的精神路线，即精神疾病被视为某种原始内在心灵生活的存在方式。启蒙运动时期，哲学思潮纷呈，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精神病学领域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这个时期，洛克、休谟、莱布尼茨、沃尔弗、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等人的哲学方法论观点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受活力论思想的影响，G.E.施塔尔用“精气”或有感觉的灵*来说明各种生命现象，并且，对比分析了激情性谵妄与交感性谵妄、躯体观点与心灵观点、早期内源性精神病与器质性精神病。此外，在心身关系问题上，莱布尼茨实际上同笛卡尔一样也是二元论者，但完全摒弃了交互影响的棘手概念，根据“前定和谐说”，他提出了心身平行说；斯宾诺莎则把生理学与心理学融为一体，根据心身一元论，批判了笛卡尔的交互作用论。18世纪A.v.旷哈勒、T.布朗通过抑郁-激奋对抗说完善了原发性疾病与症状性疾病的区分。T.麦斯麦倡导“动物磁性说”，用所谓麦斯麦术治疗精神疾病，尽管此术有类于术土之嫌，但他本人仍被视为“现代动力心理学的先驱”。19世纪初叶，康德以后的先验论者如费希特和谢林同浪漫主义运动汇合形成了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在目的上是先验主义的，在动机上是浪漫主义的，它坚持有超经验的存在，又直接诉诸于超自然的精神意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弗里斯、赫尔巴赫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哲学观点对20世纪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关于人的理念，20世纪现象学-此在分析-人类学精神病学强调发掘出心灵生活的丰富多彩性，试图通过克服社会与个体、自然与精神、因果关系与目的论的对立，重建精神病学中躯体-精神、肉体-心灵的统一方法。按照谢林的哲学观点，全部人的科学都可在心身统一即“人的理念”中拥有其现实基础。心灵疾病无非是“某一心灵生活压倒另一心灵生活”，因此和谐的心灵生活便是心灵健康的尺度。黑格尔则进一步指出，就像身体疾病一样，心灵疾病是把人的意识的某一向度加以绝对化，即把精神统一或主体统一加以扬弃的结果。因此，任何精神疾病的治疗都应假定，病人尚未完全丧失其精神性，而是仅仅由于疾病“与现有理性相矛盾”。由于此，每一个精神病治疗法都只能是“一种亲切的理性治疗”。受人道主义思潮的鼓舞，P.医院院长后，义无反顾地打开了束缚许多疯人的锁链。他一方面致力于精神疾病的分类学；另一方面致力于人道主义运动，以减轻患者的痛苦。同一时期，孔狄亚克以洛克的经验论出发，把全部心灵生活还原为感觉元素，试图从感觉中寻求理解心理学的全部线索。C.卡巴尼斯则从反射作用出发，提出了系统的生理心理学，并把研究引导到人类行为的伦理方面。18世纪，众多医生、精神病科医生受到各种哲学观念的强烈冲击。鉴于自然哲学的动力学视域，0.海因罗斯起用“心身医学”一词，扬弃了躯体学派观点与精神学派观点的传统对立。J.F.弗里斯反对思辨自然哲学和浪漫医学，转而提倡一种经验的、描述的医学概念;他赞同康德的物自体学说，但他认为认识过程是机体机构的一种机能，而不是来自经验以外的心灵。人受到生物构成的强制，只能在一定方式中观察事物。康德哲学中的范畴不是先验的而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从弗里斯那里，A.克伦费尔德发现了精神病学的基本思维形式。弗里斯不仅划分了症状疾病，致力于疾病分类领域的现象学-描述性还原论，而且从方法论上区分了器质性精神病与功能性精神病，强调精神疾病的躯体病源学基础。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和基础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的发展，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物理主义、达尔文主义等思潮开始在医学和精神病学中占据统治地位。19世纪中叶，W.格里辛格根据躯体病理学概念，引用大量生理和病理解剖资料论证了所谓精神失常是一种脑病的观点。然而，他承认，纵使把大量临床资料简化为事实的精心堆砌，那也无法以哲学方法在理论的基础上证实这个尝试。换言之，尽管研究者在实践上总是从心身统一观出发，但在理论上物质作用与意识行为的内在关系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与此相对照，G.卡鲁斯、W.伊德勒、V.福伊希特斯勒本等人则继承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哲学传统，坚持从人的特点中寻求心身整体或精神-肉体统一。在他们说来，人是力求达到某些目的的有意图的个人统一体，因而目的性和个性性是人的主要特点。有目的的活动，各部分的整合以及个体化，就是身心两方面所共有的特性。入是肉体生活与心灵生活的统一，必须从理论上挖掘出人的整体性特性。年，E.杜布瓦-莱蒙发表了《论自然认识的界限》，详细探讨了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导域里的认识论问题。他认为，正如我们永远无法内在地认识素材与力量的关系一样，我们也永远无法内在地认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恰恰相反，我们只能在相互关系中才能把握物质与意识这一永恒的问题。R.高普在《论精神病理学认识的界限》（)中肯定了杜布瓦-莱蒙意义上的心身平行论，拒斥了唯物主义和一元论。W.赫尔帕赫则进一步认为，“迄今，我们对意识内容与脑作用的关系一无所知。因此，对精神病理学来说，所谓精神病即是脑病的著名定理是无关紧要的。”K.雅斯贝尔斯同样沿袭心身二元论传统，拒斥了精神病理学中所谓包罗万象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性二、现代精神病学的哲学基础世纪转向之际，精神病学与哲学之间出现了新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互动局面。如今哲学与精神病学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哲学为精神病学指出研究的基本原则，也表现在精神学以其经验、认识和知识赋予哲学以意义、确定性和真理。这个时期，哲学运动此起彼伏，如生命哲学、现象学、人类学、基础存在论、生存哲学、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等，从而打破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孔德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和布伦塔诺;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以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了20世纪精神病学理论的发展。W.狄尔泰深受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他倡导科学方法论，明确区别了说明的心理学与描述-分析的心理学，由此进一步区别了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与精神科学的理解方法。“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灵生活。”他认为，要正确对待精神科学的特殊性，就应以描述的心理学代替说明的心理学。描述的心理学，其前提是体验和表达，它从体验到的结构出发，用“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它的各个方面，从而“结构关系的体验”代表着心理学的出发点。狄尔泰的“结构关系”说直接启迪了20世纪结构动力精神病学。根据W.扬扎雷克的观点，当代结构主义的“模型结构”概念恰恰是按照狄尔泰的“结构”概念和F?克吕格尔的“静态反传统”概念设计的。不仅如此，扬扎雷克本人的结构动力学也含有康德、黑格尔到狄尔泰的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的因承。19世纪后半叶，有关认识论批判和科学理论讨论进一步澄清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前提和方法。J.基尔霍夫、E.马赫等人致力于“描述的方法”，而狄尔泰、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人则区别了自然科学的概括化研究方法与精神科学的个体化研究方法。在他们说来，自然科学是“概括的”，人文科学是“个体的”。我们究竟用“概括的方法”还是用“个体的”方法，或者我们究竟研究现象的因果联系还是研究现象的独特性和个别性，这要看我们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H.海克尔倡导一元论世界观，其根据就是物种保存原则和进化论，他创立了一元论者协会，将一元论视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纽带。应当指出，所有这些关于世界观、方法论的讨论都给过渡时代的精神病学打上了思想烙印。例如，这个时期的精神病理学家v.克拉夫特-埃宾代表精神病学的描述性观点，A.福勒尔则代表一元论世界观。在过渡时代，世界观争论的焦点是机械论与新活力论之争。在医学和精神病学领域，这场争论主要反映在关于因果性与目的性、天赋与环境、疾病单元与存在特征的讨论上。W.赫尔帕赫、K.比恩鲍姆等人的精神病学著作都涉及了机械论与新活力论之争。比恩鲍姆根据大量临床资料，拒斥了“无差别的条件论”；他要求在精神病论断中严格区别个别疾病要素的临床意义，按照具体病理学特征确定其疾病分类学诊断。此外，G.马修斯、鲁、C.汉泽曼也持同样看法。E.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如意识描述、纯粹自我、意识显现、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启发了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描述性精神病理学和宾斯万格的此在分析学。雅斯贝尔斯率先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但毋庸讳言，同一时期比恩鲍姆也把胡塞尔的现象学如以扩大、精确化，区分了疾病图景。M.舍勒的生命哲学、现象学和人类学同样对20世纪精神病学产生了重大影响。K.施奈德关于内源性抑郁与反应性抑郁的区分渊源于舍勒关于“生命力悲痛”与“心灵悲痛”的区分。他的人类学精神病学尤其浸透着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病人的主体性不仅关系到病人的时空体验，也关系到病人与他人的关系、病人与精神科医生的关系。V.贝耶尔从境遇-相遇意义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见识。此外，H.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思想、M.布伯的“我-你”理论对于确定病人的主体性、病人-医生-关系也有很大影响。M.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当代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方向。L.宾斯万格对比分析了此在分析学与此在分析：作为“哲学现象学”，此在分析学旨在澄明作为在世之在的此在的先验结构或超验结构，而作为“经验现象学”，此在分析旨在科学地分析事实性此在方式和此在形态。精神病理学与人类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是经验描述与哲学分析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界限。生存论上的分析并非人的心灵现象的经验规定，但它却能为分析健全的心灵生活和病态心灵生活提供富有意义的观点和因素。他强调，所谓精神疾病就是“在世之为超越者的本质结构、结构环节或根本改变”。因此，空间、时间、与人共在和自身存在便成为此在分析的中心向度，而这四维向度的具体化与健全心灵、患病心灵的不同形式是相一致的。二战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继续制约着H.特伦巴赫等新一代精神病学家们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根据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特伦巴赫把“内源性”规定为这样一种机构，“它导致和展开个体生活事件的基本形态单元。在存在论上，内源性与世界这一相互关系的存在阶段是建立在作为被拋状态的在世之在的。”在特伦巴赫说来，海氏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类学或心理学。人的“被拋状态”是人的无可逃避的处身于世的心理社会情状，是各种抑郁症患者的共同心理社会根源。因此，他力图通过“在世之在”概念弥合分类学上内源性抑郁症与反应性抑郁症的对立。此外，诸如L.宾斯万格、R.库恩、K?昆茨、M.博斯、V?贝耶尔、J.维尔施一类精神病学家也都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论证了内源性抑郁症与反应性抑郁症的界限和联系。应当看到，当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主题也与法国哲学思潮关系很大。J-P.萨特、M.梅洛-庞蒂、P.利科等人的哲学观点有力地促进了战后社会精神病学的发展，使得众多精神病学家转而接受“社会观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