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白癜风的症状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151103/4721229.html3.雅斯贝尔斯与康德：先验理念说雅斯贝尔斯发生学的理解概念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康德的“先验理念说”;其二是李凯尔特等人的弗莱堡新康德主义，特别是M.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康德曾规定：“我之所谓理想，非仅指具体的理念而言，乃指个体的理念而言，即视为仅由理念所能规定或已为其所规定之个体的事物。”“此犹理念授与吾人以规律；理想在此种事件中则用为模拟人物之完善规定之原型。因此，在康德那里，“理想乃一切事物之原型；一切事物皆为不完全之模造品。”即是说，理想乃是一种完全由理念规定的理性不可或缺的标准。在精神病理学研究中，雅斯贝尔斯恢复了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的理想”的东西。就像康德的先验理想一样，雅斯贝尔斯的“理想型”也不是源于经验的一般类型，而是由理念提供的理性结构。作为一种理性结构，理想型是“我们借以衡量实际单个事例的标准。借助理想型我们总能寻求一种当时的全体理念图式。”换言之，一如康德的理想，理想型是全体表象中的构成原理，借助于此，心理学家就能限定单个事实，使之或多或少接近理想：“只要实际的单个事例符合理想型，我们就能把握它。”在“不相应”情形下，心理学家便按理想规则即“图式”一路追问下去，以判定理实与理想型有何区别。雅斯贝尔斯坚持把康德的“理性理想”、“理念”和“图式”说运用于人的认识及人类心灵的认识。他认为，作为整体、全体，人仅仅是理念。正如作为全体的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一样，作为全体的人也是不可认识的。世界之全体并非对象而是全体理念，我们所能认识的一切对象都是世界内的存在物而不是世界自身。我拥有全体，但只拥有作为理性理念的全体。因此，雅斯贝尔斯解释说：“康德已经出色地领会并表明了：我所认识的世界或人之全体不断丧失其对象性，因为我所意指的这个理念（无限探究的任务）不是一成不变的有限性。我所认识的绝不是世界：世界不是对象而是理念。”然而，这并不是说某一理念中的全体或整体表象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这种全体或整体表象具有调节被研究事物的功能，即“理念授与规律”。凭借这一规律，我们就能把无限的全体作为想象的事实情况加以认识，从而不断接近全体。换言之，在理念或最高理想中，我们按照某一“原理”把事态想象为内在联系，于是在某一事态中，我们可以具体地命名这种原理，因此康德也把“理念授与规律”称之为理念的“图式”。在康德那里，图式是一种介乎概念与感性形象之间的抽象的感性结构，它是想象力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先验综合统一的产物。图式是想象力的产物，因此原则上图式可在不可认识的全体与全体之内的个别认识的杂多之间进行调节，使一切个别结果不断趋向井然有序。作为规律，图式标明全体的构筑原理或结构原理。然而，即使没有全体，图式也能具体想象自身的方方面面，枝梢末节，故康德称图式为“启发的假定的原理”。雅斯贝尔斯追随康德，把图式理解为是一种被设计的类型。全体是理念，“当我无法直接认识作为理念的全体时，我就（用康德的话来说）通过理念的‘图式’接近全体。”图式是研究的工具，这种工具对于获取认识、接近全体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决不是现实本身或普遍有效的理论。“如果我把图式看作现实本身或某种奠基性理论，那它就是虚假不实的，但它作为方法论工具却是真实可信的。康德的理念与图式学说对于雅斯贝尔斯的理想型方法具有突出意义。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疾病图景的综合》中，雅斯贝尔斯就指出：“我们既不能认识心灵生活的整体，也不能认识个体人格的全体，我们仅仅借助于虚构的全体，不断把我们的意向性转到这个全体。……整体始终是一个无限存在物的理念；我们永远也无法穷尽我们意指的东西。我们凭借图式操作，但不把它视作理念本身。”在《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的《附录》部分中，他重申了“康德的理念学说”，而在《哲学世界史遗稿》中，他又专门论及了“理念与图式”。总之，在雅斯贝尔斯说来，全体是理念，全体图景仅仅从方法论角度起作用，因此心理学家总是把“全体图景”当作现实的“黑暗背景”占有。尽管一当这个总体图景由理念结晶为具体的对象化图式，心理学家便能从概念角度将其把握为“大全”理念，但全体图景本身却依然处于“不可把握的模糊性之中”。因此，归根到底，“只有通过图式，理念自身才得以证明。”就像康德的图式一样，雅斯贝尔斯的“理想型”也不是估价的手段，而是为了启发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构造物。在精神病理学研究方面，理想型方法具有很高的启发意义，并且作为“比较”和“衡量”现实的概念手段，在精神病理学描述方面也有很大的系统化作用。颖悟的精神科医生经常“本能地”运用“理想型”。例如，狂躁症的理想型已被塑造出来，如狂欢、语无伦次、情绪压抑等；癔症的特征已划定，如内心冲突、情绪激动、抽搐大发作等。不论精神科医生同病症的理想型打交道，还是同世界观或现象的理想型打交道，理想型方法都不会引导无穷的细目，而且能发现有意义的心灵关系。关于此，我们根据雅斯贝尔斯在精神病理学论著中所引用的例子进行说明：(1)在心灵生活的发展中，即在精神的发展中，某些时期表现出迅速的进展，某些时期的进展则缓慢。这里，“完全同发展阶段的前后顺序一样”，不能根据移情从前面的阶段推导出后面的阶段。这里存在一种“客观的心理关系”，而研究者却试图把它解释为因果关系。(2)如果人们了解一个人的目的并知道他具有哪些达到目的所要求的知识，那么人们便能够“根据这种目的从理性上去理解这个人的行为。”人们从逻辑上去理解“理性关系”。(3)如果某个恋人获悉，他的情侣不忠实因而失去自制、感到绝望而想自杀，那么人们可以“通过移情”来理解此人的行为，一直了解到行为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理解是非理性的，就像这个人的行为客观上的非理性的一样。人们从心理学上去理解“移情关系”。4.雅斯贝尔斯与韦伯(1)理想型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倡导的价值论和历史文化科学观点直接启发了M.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就科学的和历史的逻辑而论，韦伯常宣称自己是H.李凯尔特的一个弟子。韦伯要求在研究对象上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他提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条原则：第一，社会科学认识惟当是部分认识时才是可靠的；第二，社会科学认识中运用因果方法或解释方法，取决于明确的表达方式，取决于含蓄的认识旨趣；社会科学认识受制于历史条件，它绝不能被确证为现实的全体认识；第三，理论是工具，这种工具对于获取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但它绝不是自给自足的现实认识。像李凯尔特一样，韦伯观念的出发点也是把社会科学看作是历史科学。在他看来，从时间的层面和依靠历史主义的方法，人类的一切现实都将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但在韦伯看来，，一切历史文化科学都是相对的，这是必然之理：价值领域并不能保证客观性和必然性。因此，韦伯强调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认为任何法则无论多么完善都不可能阐明一种文化表现的全部含义，因为文化事件以价值含义为先决条件。在此意义上，韦伯又带有相对主义特征。与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相比，韦伯更从纯粹方法论上探讨社会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治认识的‘客观化’，寻求恰如其分的概念，规定严密文化科学的可能性和界限按照韦伯的说法，文化事件的价值取向这一规定包含两个根本问题：（1)文化事件的先验的即必然的普遍有效性；(2)价值伦理学。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每一种诊断都要涉及到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正如同对待病人的那种正常的行为一样。韦伯的病人就是社会，他的主要诊断手法就是“理想型”。韦伯通过“理想型”方法为理解历史文化事件奠定了基础。他的理想型这一概念的依据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多重性和流动性，对于它们的分析可以完全通过它们的特定的极端形式来进行，而纯粹形式是永远观察不到的。在他说来，社会科学的概念并非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纯粹假定的、没有客观内容的“理想型”，是意识为了便于把复杂的、非理性的现实系统化而创立的。社会科学家在制定理想型时，是以他那个时代“有价值的理想”为准绳。在韦伯那里，理想型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社会科学家从“夸张某些经验元素”开始，强调某一事件的某一特征并抹煞其他特征，以确定某些我们现有的知识看似乎有可能成立的关系。社会科学家为这种情境设计了一种逻辑模式，理想的类型。这样，特定研究的目的便在于判定现实同这一理想型有怎样的区别，只有以后的研究才能解答这个问题：究竟这种类型是幻想的产物，还是科学上有成果的概念。于是，理想型的一切表现（例如，基督教的本质），只要是作为实际存在物的历史表现受到观察的话，就都具有可疑的价值。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韦伯理解概念的影响，正是通过韦伯的著作，雅斯贝尔斯才领悟到理解的方法论意识。韦伯要求把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严格区别开来，但他强调，历史文化领域中理解方法与因果说明方法的统一性。历史文化研究对象是可理解的在者，而对这个在者本身的研究就是一种因果认识形式。因此，在对历史对象与个体对象的研究中解释的理解和原因的说明是不可分割的。解释是因果认识的一种形式。雅斯贝尔斯接受了韦伯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统一性观念，进而把因果说明方法和心理学理解方法同时用于解释心灵生活。一方面，通过对心灵关系的同感和重新体验，我们发生学地认识心灵关系，即心灵的东西如何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另一方面，通过多次经验许多事实的有规律的客观联系，我们因果性地说明心灵事件。主体化的认识借助同感和理解得到完善，客观化的认识则通过描写和说明而获得合法性。在此，雅斯贝尔斯既坚持狄尔泰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的“原则性划分”，严格区别理解与说明，又维护韦伯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的统一性，力求把理解与说明同时应用于心灵事件的研究。在探讨理想型结构时，雅斯贝尔斯首先把“种类”与“类型”区别开来。某一病例或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种类（例如，瘫痪）。反之，某一病例则或多或少符合于某一类型（例如，癔症性格）。“种类是一种现存的可划分方式的概念。类型则是一种被设计的构成物，现实通过流动性界限与这种构成物相适应。”作为构成物，类型用以衡量个别病例，但并不编排个别病例。通过种类可以认识某一病症的实际界限，通过类型则仅仅给出某一病症结构的流动的杂多性。类型是如何产生的？雅斯贝尔斯的回答是：“通过我们思维的直观，我们发展一种可设计关系的全体。我们区别一般类型与理想型。”当研究者确定一组人的可衡量特性及其平均强度（身长、重量、能力、可疲劳性等）时，一般类型也就产生了，即对一组特性的整理带来这一组特性的一般类型。当研究者从已知前提中形成因果构造或心理学理解的所有结果时，便产生理想型。形成一般类型需要经验一大批个别病例，而形成理想型只需经验一、二个个别病例。从理想型的本质中产生出衡量个别病例的标准，只要个别病例与理想型相适应，研究者就能把握个别病例。因此，在研究各种心灵关系时，研究者不是通过无联系的罗列，而是通过揭示理想型关系，使心灵关系和发展得到整理和富有意义。就像韦伯一样，雅斯贝尔斯也从经验意义上思考理想型结构。韦伯曾对理想型结构作过经典表述：“我们获得理想型，或者借助于单方面提升某一历史观点或者合并大量现有单个现象。单个现象顺应那个单方面提升了的历史观点，从而变成一体化的思想图像。在其概念的纯洁性中，这种思想图像决不能为现实经验所发现，这是一个乌托邦。对于历史性工作来说，便产生这样一个课题：在每一单个事实确证的地方，现实同那个理想图像风马牛不相及。”雅斯贝尔斯也谈到了这一结构关系：“我们直观地构造这类理想型。为了获得认识现实的手段，我们不得不考虑现实性，但理想型似乎处于非现实的空间中。”从哲学上看，韦伯-雅斯贝尔斯的理想型概念意味着，实际上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观察不到现实是合理的，人们认识现实时借助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或理想型，把合理模式加到现实上，才把现实解释成合理的。但是，现实本身是一个自在之物，是理性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自在之物永远是理性无法组织的纷乱而零碎的实在，人们借助于理性的“理想型”把杂乱无章的零碎现实加以组织整理，现实才被说成是合理的。因此，在认识和解释现实的过程中，随着理性成分的不断增加，非理性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