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个故事
15岁那年，12月24日，平安夜。从早上起来，我就只有一个念头，突然想去济南的*河浮桥跳河。旁边的人发现了我，跳下去没多久，我就被救了上来，救我的人说要联系我父母，我趁机跑了。第二天晚上，我拿起那把锋利的刀往我手腕割去。
那一年，父亲因工作时常出差，留下我一个人面对因更年期抑郁症而不时歇斯底里的母亲。我是体育生，原本有机会靠体育特长和不错的文化课成绩考上好高中。可惜那一年，我不慎得了腰伤，卧床休息一个月后，我的体育训练基本停止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那时我无法承受。那不是一个逐渐崩坏的过程，而是在这种状态下，某一个时刻有什么东西一下把我的心灵捏碎了，原本我身在光明世界里，突然一下，我的世界全黑了，那种念头抓住了我。
那时家人没有将此与抑郁症联系到一起，只觉得可能是我厌学、沉迷网络，或其他什么叛逆行为的缘故。没有人将之与抑郁症联系起来，几年后，我觉得自己已经走过了那段崩溃的时日。直到28岁后因抑郁症就医，我才知道，这件我以为已经过去的事，其实一直蛰伏在我精神世界，长成一处隐蔽的撕裂口。
年5月，我开始在医生指导下服用两种精神治疗药物，药物治疗给我带来了副作用，我变得嗜睡，偶尔四肢无力，体重也开始增加。开始服药，是战胜精神疾病的第一关。包括我在内，大多数患者治疗初期都会对吃药有一种抗拒感。因为不吃药时，自己似乎只是有些消极、失眠、郁郁寡欢，一旦开始吃药，就从医学上确认了“我患了精神病”。图作者的药盒年，我27岁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原本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病了，不过，因为这一股药劲儿，我还是不得不在服药第六天晚上，一边抽着烟，一边跟父亲诉说我的病情以及服药后难以正常生活的事实。父亲没有问太多，只是听我叙述，时而回应。根据父亲后来回忆，我服药后那段时间，脸色奇差，一看就是遭了大罪。此后两年里，我和父亲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每到0点左右，他还没睡，我又到客厅里坐着时，他总会陪我抽烟，听我诉说，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跟他谈论了什么。但他的回复，总是给我支持与肯定。最初五个月，我对康复很有信心。此前失眠已经困扰了我五六年，确诊前有两天我完全醒着，服药后，我像只猫咪一样，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睡觉。食欲也变得极好，过去，我总觉得食如嚼蜡，身高一米八五，体重只有五十五公斤，而在服药的初期，我肉眼可见地胖了起来。在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我每天服用7片药片，来换取这种幸福。少有的不足是，头疼没有明显减轻。每天药效过去，我会清楚地意识到大脑在疼痛。首先，整个脑仁开始发胀，就像是一只膨胀起来的气球，在变大的一瞬间有无数针在刺气球，每隔十几秒，气球就会吹大一些，上次针刺感还没有消失，下一波刺痛又会袭来。我常常觉得大脑中有无数钢铁蚰蜒在爬行，刺痛我的每一条脑沟，让我做不了任何事情。我只能蜷缩在床上咬紧牙关，双手交互扣住，祈祷有什么人、事、物可以快点来拯救自己。医生告诉我，这种症状叫“躯体化”，常常出现在中重度精神病患者身上，是心理、精神上的痛苦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囤积下来后反映到了身体上的结果。随着耐药度提升，我也从服药最初一个月只头疼几次，逐步回到像服药前一样，只要人是清醒的，大脑就在疼痛。我与一些病友都曾向没得病的人诉说这种痛苦。很少有患者能够诉说清楚这种感觉，也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在躯体化疼痛时，你会觉得身体、大脑、内心变成了三个独立的部分——身体在承担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大脑在承担躯体化带来的痛楚，内心在承担自言自语。于是，整个人都变成了“我”与“精神病”的角斗场。患病那两年，我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直勾勾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有时是因为疼痛不想下床，有时是因为副作用犯困，更多时候，我好像是在跟自己对话——我会鼓励自己，也会批评自己，会开解自己，也会咒骂自己。我感觉身体里生出了很多个我在对话，渐渐地，我渴望有其中一个“我”，出来代替我去生活，去承受这些痛苦。但可惜，只要醒着，就得自己去忍受这些煎熬。年10月到年3月，我经历了六个月的抑郁症反复期。我开始厌倦醒来，因为睡醒之后第一个念想，不是期待新的一天，而是又头疼了。这代表病还没有好，又要煎熬一天。一天复一天，对于战胜抑郁症的信念就这样逐渐衰退。医生为我换了一种药，带来新的副作用。虽然身体会轻微地不自觉地颤抖，但比起之前几个月有活力了许多。我开始遵从大夫的话，竭尽所能运动起来。那段时间，我看了几个“连续做俯卧撑天，身材会出现什么变化”的视频，心想在家无所事事，就运动吧。这或许是我抑郁症能够康复的最大助力。运动的确可以缓解躯体化的症状，强健的体魄也帮助我的身体承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我也开始恢复参加DND桌游聚会，这是我每周唯一出门的机会。在桌游中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有时候是狂暴的野蛮人、有时候扮演吟游诗人、有时候又是虔诚沉稳的牧师，在桌游里我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别人接纳。人们对精神疾病了解得极少，很多患者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会觉得抑郁症跟人的心理情绪完全挂钩，只要想些美好的回忆让自己开心起来、不去想消极的事情，人就会好了。但实际上，抑郁症只会把曾经让人快乐的事情逐一变得不快乐。当我们试图求助那些快乐的回忆时，我们只会发现自己变了，再也无法领会其中的快乐。这种平白的消耗让我痛苦。身边的人总会劝我“别去想太多”“多试试其他事物”，他们是为我好，但我有时觉得无法承受这些好意，会觉得自己迟迟没有康复，辜负了身边人的期许。年3月，医院再次做了心理测试，想看看自己康复了多少。结果显示病情加重了，重度抑郁症并伴有轻度焦虑症。医生对此也感到诧异，因为在他眼里，我是康复得较好的那一批。他询问了我很多，最后认为是我病因一直缠绕在心头，建议我去做心理咨询，将压抑在内心的秘密说出来，或许能让我病情好转。其实，我和很多病人一样，接受了吃药，也很难接受心理咨询。于是，我带着病历，医院——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想看看是否另有治疗方式。在这里我的测试结果更加令人担忧：重度抑郁症及中度焦虑症。医生没医院治疗，只是建议我最好住院接受心理、药物、物理的全面治疗，并说物理治疗中的经颅磁刺激，对于康复作用很大。我很奇怪自己为何会多出焦虑症，而且差不多同样的测题，结果却有差别。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告诉我，做题时心境变化会导致结果有所差距，并安慰我，轻度、中度、重度只是一个衡量标准，精神疾病更重视大夫面诊得到的信息。毕竟，很多病情严重患者无法在电脑前做完题目他建议我住院治疗。这个建议令我有些为难。一是因为开销，我有医保，但每个月仅服药需要元到元，进口药更贵，一旦住院每个月花销将平添多元。我已一年没有工作，实在不想平添家中开支。二是我实地看过住院部情况后，觉得里面氛围有些压抑。医院详细规定了病人起居时间和活动项目，我理解这是为了更好地治疗，但总觉像是监狱。为了确认住院是否有效，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起来这方面信息。然而，除了铺天盖地的广告，剩下的便是没有患病的人的无病呻吟。最后，我在一个抑郁症患者QQ群里得到了答案。在一些病友看来，我这种能靠“自我意志”遵循医嘱的人，住院意义不大，住院更适合那些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患者。一些情况与我类似的病友告诉我，住院后，他们反而更为抵触治疗。反而是一些没法控制自己的病友，住院后感觉自己康复更快。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几个QQ群，代替了我生活中心理咨询师的位置。多数时间下，由于同病相怜，大家交流起来方便很多，会不约而同回避一些敏感问题，如患病原因、家庭情况等，这让我与他们交流起来轻松许多。在这些群里，有的人治疗了七八年，还没有康复；有的人已经习惯了一边吃药一边工作；有的人复发了三次，已经放弃治疗；还有的人康复了，在分享康复经验。但这毕竟是少数。很多时候，大家不会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只会说自己又犯病了。由于多数患者伴有失眠，所以就算凌晨四五点发信息，也会有人回应。这或许是病人之间特有的联系，就算患病原因不同，抑郁症带来的痛楚却是相同的。只有一个问题，群里所有人都自觉回避，那就是死亡，一旦有人提及，病友就会不约而同地说：不要想傻事，不要做傻事，也不要提傻事。不是因为置身事外，恰是因为每个病友都会想这个问题。一旦有人开了头，死亡的想法就可能像沼气被点燃一般，在每个人心里喷薄爆炸。抑郁症患者与自杀的拔河，在患病之前就已经开始。一次，我和医生提起我15岁时割腕自杀的经历，自第一次自杀未遂后，我曾多次想过与死亡拥抱。医生认为，那可能就是我的病根，其后的十几年，每有不好的经历，就会叠加在病根上，直到导致我发病。那段时间，我的左手手腕总会隐隐作痛，闭上眼睛总会回想起15岁时割腕的情景。持续一个月后，我去询问医生，得知这叫“闪回”。这个名词通常跟“创伤后应激障碍”一同提起，患者会反复回想起某一段痛苦的经历。大夫说，虽然我一直有按时吃药、坚持运动，但积压的抑郁情绪太多，没有及时排解。劝我就算不想心理咨询、住院，也要找办法舒缓自己的心理，多去倾诉。一直以来，我对生活忍耐度极高。我以为事情过去了就好了，但原来每一次不开心都会烙印在心上，让烙印消失最好的办法，便是在一开始，就不让烙铁印在心上。现在回想起来，一切转变开始于年春夏之交。听了医生的话，我有意识地不再隐瞒自己的情绪。过去我会担心自己的很多做法不对，还可能伤害到他人，从那时开始，一直被我压制的个人意志开始发芽生苗。抑郁症患者的身体，就像是绝望、孤独、死亡等消极情绪的温床，这些情绪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像一根根无形的绳子将患者捆缚在自我毁灭的木桩上，日复一日，捆得越来越紧。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就要抽丝剥茧般地将这些消极情绪逐一抽离身心，重新建立患者的自我认知。年9月，大夫看出来我抗拒住院和心理治疗，跟我耐心交流近半个小时后，决定把药物治疗的剂量提到最多。同时他还开了护肝药，让我每隔两个月就做一次肝功、肾功的检查，嘱咐我如果再出现身体不适，必须住院。药物只是辅助，病人的态度才是康复核心。精神疾病的治疗大多数情况雷同，没有特效药。除了第一次问诊需要具体了解病人情况外，大多时候医生只会简单询问病情后开药，前后可能不需要10分钟的时间。真正负责“谈话治疗”的是心理咨询师。这段时间，陪伴我的药物有三种，此外医生让我间歇服用一些助眠药物改善睡眠。从早到晚，我每天要吃十二、三片药。每次拿回一个月的药物，都像是去超市采购了很多“糖豆”。最初半个月，我难以承受吃那么多药物。每天早上服药后，要么拉肚子，要么头重脚轻，要么口渴多汗，这些副作用消退后不会在我身体上留下损伤，承受这些副作用，换来了对抑郁症的抑制作用，每天心情极佳。拥有了愉悦心情，让我有力气重燃治好抑郁症的决心。为了抵抗吃药的不适，我试着不去理会身体上不适的感受，吃完药后就开始运动。运动之后，虽然身体很累，也会骑着电瓶车闲逛，每天都尽量不去同样地方，看到什么好吃的小店就去试试看。每周除了桌游聚会，我还会去电影院看看电影——普通人做这些事习以为常，但对抗拒走出家门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决定去做每一项都需要很大决心。想要康复就需要直面自己病因。很多病人会将自己视作“废物”，认为缩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是最好的办法，不为难自己，也不伤害他人。一旦决定直面这些，我就必须脱离舒适区，去回想那些令我痛苦的经历。在痛苦中，一步步分清对错，改正错误倾向。进行这一过程时，我时常做噩梦，梦境只有两种——要么我被其他人追杀，要么我去追杀其他人，血腥且暴力。而每次醒来，都会出一头汗，但心智会清醒许多。很多经历过的病友，说这是快要好的预兆。医生也说，这是我在通过梦宣泄内心的压抑。从我对世界的认知，自发病前八年变得狭隘，总会看到事物消极的一面，这种情况在患病过程中加剧，所有事情都会刺激到我的内心，但在那时起，我开始调整我的认知，控制自己去想象事物积极的一面。因为我发觉，这个世界其实充满幸福，我不该因为某一次打击，摧毁自己今后的人生。慢慢地，人生在我眼中逐渐变得很长。年2月，因为疫情，年过得有些冷清。我跟偏瘫在床的奶奶说了很多话——过去两年里，每当我状态不错决定出门时，都会去见她。每次见她，我俩都会互相倾诉一下午。因为偏瘫，奶奶对生活已经失去热情，总会说：“壮壮（我的小名），我活了80多岁，也算活够了，现在真的很痛苦，是一家人的拖累。”我也总会附和她：“我才是一家人的拖累，病了这么久，还不见好。”和奶奶相处让我感到轻松，因为我俩可以毫不回避地说出我们各自的负面情绪，接着互相安慰。她哭了，我帮她擦眼泪，我哭了，则换她帮我擦眼泪，她擦眼泪的手总是颤颤巍巍。过年那天，我说了很多，几乎复盘总结了我的人生。我感觉捆在我大脑里一根又一根无形的绳开始松动。我也跟许多个“我”，达成了共识，不再各执己见。身心脑又融为了一体，我开始能够掌控自己。年3月份，医院。医生几经询问，允许我开始减药，那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情绪“开心”。服药种类也从最初十几种，到几种，两三种，直到4月下旬，我彻底地停止了服药。-END-
撰文
李丰
编辑
温丽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