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的精神病治疗与弗洛伊德时期的精神病治疗大异其趣。启蒙运动只知精神病理学(psychiatry),只知“疯癫”。与中世纪的暴力冶疗相比，启蒙运动时期的精神病治疗的进步意义不言而喻。
“现代精神病治疗的奠基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参与者”，因为他们认识到，精神病治疗日在使病人恢复理性，也必须使用理性的方法。因此他们拒绝隔离患者，拒绝使用暴力手法，而是使用“道德”的疗法，重置病人的心理联想。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成，随着科学技术（发电机、钢铁和化学制品)的发展，随着经济组织形式的确立，随着英美及日本*治改革的进行，随着大学之类的科研机构的勃兴，人类对自身心灵现象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弗洛伊德时期不仅有精神病理学，而县有神经学、实验心理学，人们开始研究人的智力结构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智力结构与犯罪的关系)。人们不仅知道疯癫，而且对形形色色的神经症了如指掌。这样的神经症包括强迫症、癔症、神经衰弱症、神经厌食症、陌生环境恐惧症、乡愁、旅途神经症、妇女幻想症等等。
在各类神经症中，“癔症最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它广泛流行，而且因为它表现为瘫痪或昏厥之类的身体病症”。人们不仅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而且从社会、*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解释神经症的成因。
有人认为现代生活太过刺激，城市街道过于喧闹，狂热行为过于壮大，人们过于固执己见，这才导致了神经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症未必是一种可怕的消极现象，一种可怕的心疾，它可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波德莱尔盛赞埃德加?艾伦?坡在创作时“神经过敏”，即为一例。
观念不同，实践自然存在差异。在精神分析之前，精神病治疗要强化患者的意志，调整患者的理性心理过程，努力使之恢复理性和自制；
精神分析之后，神经症治疗主要借助于催眠和冥思，旨在调整患者的感性心理过程，努力使其放松。
这无意之中释放出一种主体观：人不再是理性的、自制的、道德的人，而是感性的、放松的、独特的、隐秘的人。
在启蒙运动时期，无论是倡导联想主义的人，还是民主革命的参与者，都没有意识到，心灵具有塑形的力量(shapingforce)。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运动。
本书作者认为，“浪漫主义的想象概念是19世纪后期出现的潜意识概念的先驱。”因此，要理解精神分析的“潜意识”乃其“无意识”概念，就要理解浪漫主义的想象概念；要了解浪漫主义的想象概念，就要对浪漫主义有较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并不全面，甚至充满了误解。
比如，笔者一向敬仰的一位先生说过："古典主义注重形式的和谐完整，浪漫主义注重情感的深刻丰富；古典主义注重纪律，浪漫主义注重自由；古典主义求静穆严肃，浪漫主义求感发兴起。”
这位先生似乎把“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与“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ism)混为一谈了。
古典主义指古代希腊罗马艺术，或者是以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为典范所体现出来的美学观，注意和谐、静穆、严肃、明晰、严谨、理想等。
新古典主义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以“理性”为至高原则，新古典主义代言人布瓦洛(NicolasBoileau-Despreaux)在《论诗艺》(L`Artpoetique)中主张“要爱理性”,“一切文章永远只从理性中获得光辉”。连巴黎圣母院也一度改名为“理性殿"，可见对理性之重视。新古典主义并不像古典主义那样注意和谐、静穆等审美质素。
浪漫主义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运动。之所以说它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在西方文学与哲学的传统中，理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褒扬，但浪漫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转而强调想象(imagination)的重要性。浪漫主义认为想象是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机能，它不仅帮助人类创造了艺术，而且帮助人类创造了世界。
浪漫主义在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时，对直觉(intuition)、本能(instinct)和感觉(feeling)也是情有独钟。华兹华斯认为，所有优秀的诗歌都是“强大情感的自发流露”。
“强大情感的自发流露”这一短语，对西方文学思想史上的主流文学观念构成了颠覆之势。自古希腊以来，诗歌或被界定为对自然和人生的摹仿，或被界定为对世界的反映，诗歌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摹仿自然和人生、反映世界的确切程度。现在，诗歌是诗人的“强大情感的自发流露”。也就是说，诗的终极源泉不是自然和人生，而是“人心”，是人的情感。
从此之后，艺术的价值与自然、人生和世界有关，但更与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关。它是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谓的发光发热的“灯”，而不是反映生活的“镜”。
这种观念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第一人称的抒情诗终于面世，这是先前不曾有过的奇迹。诗歌中的“我”不再像鲁迅的《祝福》中的“我”(“我“在那里只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而是诗人的“真身”。
在浪漫派艺术家那里，心灵的旅行和自我的成长之类的题材俯拾皆是。主人公即艺术家，艺术家即主人公，这已经成为浪漫主义作品的定律之叙事距离(narrativedistance)就这样越缩越短了。
读以前的文本，像在听他人的故事，完全可以无动于衷；读此后的文本，感同身受，大有“贴心贴肝”之感。
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是建立在西方式“严男女之大防”的基础上的。这种主体观假定：
男性主体永远理性、自主、积极的公开，女性王体永远感性、依赖、消极和隐匿；男人的性取向永远针对女性，女性的性取向永远针对男性。新女性和男同性恋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假定。
特立独行的新女性的出现当然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男女共同劳作于家庭之内，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正如当时的维也纳女权主义者玛丽安·尼格（MarianneNigg）所言，那时的妇女是“通才”，管理厨房、酒窖、田间和花园，即享受公开的生活，又享受隐秘的生活。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则使男人走向社会，女人遁入家庭，男女扮演的角色开始分化，女性只能扮演依赖男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这种性别差异还波及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任何成功都归诸男性，任何失败都归诸女性。西方是男性的，东方是女性的。社会秩序井然，这是男性的；社会出现骚乱，则是女性的。
不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剩余，造就了中产阶级，延长了人的婴儿期和童年期，不必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步入商店、办公室、幼儿园、中小学甚至大学及研究机构，寻找新的职业。新女性不再依赖男人。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本属玩偶的娜拉不再扮演玩偶的角色。像娜拉这样的新女性不仅卓然独立，而且敢于表达自己对性的向往，描述自己的性经验。无论是对性的向往，还是对性经验的描述，都是极具私人性的活动。
男同性恋也在19世纪90年代从地下走向公开。“花花公子、浪荡公子、放荡之人、纨绔子弟、多愁善感之人，都预示了同性恋的到来。”
英国年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是一个转折点，那时王尔德勇于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甘愿受罚。与新女性一样，男同性恋的出现意味着断然否定性取向的“非男即女”的截然二分。人们开始认识到，同性恋也是天赋人性甚至天赋人权的组成部分，道德的束缚和社会的惩罚与天理背道而驰。
性学家们向“天赋异性恋”的观念发起挑战。
第一，他们发现婴儿之性与生殖器官并无必然联系。在婴儿那里，性是无所不在的，哭泣、吸吮手指均属此列。精神分析进而把神经症与婴儿之性联系起来。
第二，他们发现女性之性与生殖器官也无必然联系。和婴儿一样，女人的性冲动不仅强烈，而且分布广泛，它涉及肉体，更涉及心理。
第三，他们深化了人们对同性恋和双性恋（或“雌雄同体”）的认识。当然，这里的同性恋主要指男同性恋，因为那时的女同性恋还没有浮出水面。男人之所以为男人，不能根据他的性取向来判断，而是根据他扮演的角色来判断：如果扮演的角色是主动的，则为男性；如果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则为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任何男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成分。
性学家以此消除同性恋的污名，努力把同性恋从刑事犯罪的名单中取下。
（本文节选自《灵*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与文化史》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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