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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4/9 14:52:00

论卡尔·雅斯贝尔斯对现代精神病学的意义

金寿铁

年,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以《思乡与犯罪》为题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手下当助手(-),因为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颇为欣赏。这期间,他主要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实验室工作,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后经整理汇编成《精神病理学论文集》一书发表。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普通精神病理学》(,年增

订再版,年全新扩充再版),在精神病学史上一举成名,从而与E.克雷佩林、S.弗洛伊德、E.布洛伊勒一道被誉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世纪之交的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是多学科交叉领域,精神病学的方法部分来自自然科学,部分来自人文科学,因此,自精神病学诞生起,精神病学界就对精神病学的学科性质争论不休,由此形成了关于精神病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

科学的精神病学诞生于。年左右,其诞生与法国精神病学家P.皮内尔(-)和1.E.埃斯基罗尔(-)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皮内尔被任命医院院长,在这里他第一个打开了束缚许多疯人的锁链,他确信疯人并非邪恶、怪异或与魔*为伍所致,而是由身心有病所致,由此,他率先引领法国一些精神病院的改革,并提出了精神病起因的详尽分类法。继皮内尔之后,埃斯基罗尔实行进一步的人道主义改革,在法国各地兴建多所新的精神病院,医院都以皮内尔倡导的人道主义治疗为基础,并且改进了皮内尔的精神疾病分类法,开始探求精神病的自然起源和物质根源。

当埃斯基罗尔在法国居支配地位的时期,德国精神病科医生也开始致力于精神疾病的分类工作。他们当中为首的是W.格里辛格,他的著作尤其详尽和细致,他根据人身病理学的概念设想精神病。随后,至19世纪末,德国精神病学在E.克雷佩林的影响下把精神疾病分为20种主要类型。然而,这个时期各种五花八门的分类体系的焦点始终聚焦在精神疾病的病因问题上,即精神疾病源自病人心理因素还是源自病人的躯体因素。世纪之交,围绕精神疾病病因这一焦点问题,在德国精神病学界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最终形成了德国精神病科医生的两*对垒:“心灵派(Psychiker)与“躯体派”(Somatiker)。

其实,心灵派”与“躯体派”的争论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尽管这个时期的心灵派不再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女巫、魔*或着魔所致,但对于这个派别来说,罪孽、堕落和荒淫无度等是精神障碍的始因。因此,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把心灵发生学的解释推至极端,使其变成极端的、排他性的和普遍的精神疾病观点。当时,心灵派最著名的精神病科医生当推J.C.A.海因罗特(一),年,他在莱比锡发表了第一部德国精神病学教科书:《精神病治疗教学讲堂》,在此,他断定精神病是一种与品行不端乃至道德堕落有关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中叶起,精神病学的心灵派开始一路下滑,逐渐被躯体派排挤和取代。年,格里辛格(一)在柏林发表了第二部德国精神病学教科书:《精神疾病的病理学与治疗》,开启了精神病学中的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促使德国精神病学研究与治疗决定性地转向了精神疾病的躯体发生学观点:“精神疾病是脑病”。

受其影响,从躯体派精神病学中产生了影响甚大的临床派(Kliniker),这个学派根据躯体发生学的整合观点,力图从病人的躯体状态中观察和把握各种精神疾病的疾病图像.当时,德国最著名的临床精神病学医生当推克雷佩林(一),他于年发表了又一部德国精神病学教科书:《精神病学纲要》,在此,他把精神疾病分为两大类:早发性痴呆与躁狂一抑郁症。

这个时期,海因罗特、格里辛格和克雷佩林被视为德国精神病发展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初出茅庐的K.雅斯贝尔斯注意到,尽管这些人从治疗法和病理学角度描述精神病学的发展,但他们从未从精神病理学角度谈论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躯体学完全可以建立在解剖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基础之上,然而,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精神病学似乎完全不可能建立在精神病理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基础之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是W.冯特的“元素心理学”,但这种心理学建立在元素主义与内省主义基础上,不仅深受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而且研究对象十分狭窄,完全不适于充当精神病理学的出发点,更不能用以奠定精神病学的基础。事实上,年R.F,von.克拉夫特一埃宾(一)已经发表了《法律精神病理学》一书,但此书只是泛泛地描写了有关当时审判习惯的现存精神病学知识。年H.埃宾豪斯(-)发表了《普通精神病理学:精神障碍研究导论》,此书依据通俗心理学理论研究精神障碍,为见习精神病科医生提供了临床“案头工具”,但对于科学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而言,此书并不具有任何学术价值。

总之,世纪之交,当雅斯贝尔斯从事精神病学研究工作时,精神病学还缺少一种概括性描述,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整个这门学科显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各种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对此,雅斯贝尔斯写道:“精神病院中弥漫着一种放弃科学研究和科学治疗的意识”。真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是在精神病学“没有天才,没有代表人物”,缺乏统一的科学体系和方法论的情况下,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适逢其会,横空出世。在这部划时代的精神病理学著作中,雅斯贝尔斯创立了现象学方法并由此而创立了现象学的精神

病理学,同时枯述了发生学理解的方法,建立了理解心理学。

《普通精神病理学》与现代精神病学方法论

《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被誉为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和理解心理学的代表作。但是,此书的意义是包罗万象的,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旨在澄清精神病学的方法,阐明精神病学的解释方式和研究途径”。G.胡贝尔在评估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时指出:“方法论意识和分类学(systernatik)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凭借方法论意识和分类学,此书有意识地避免了三种弊端;(1)封闭系统;2)纯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概念;(3)哲学体系。与此相适应,此书拒绝和克服了精神病学中的三种研究取向:(1)“心灵派”的片面心理研究取向,C2)“躯体派”的片面躯体研究取向;(3)人文科学家的所谓“全体”研究取向。

A方法论意识

雅斯贝尔斯不是任何一种理论的追随者,而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者。在他看来,精神病理学既然不是梦想而是真理的追求,它就必须采纳科学的态度或者说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态度的第一个标志是经常地对必然性知识进行区别,即知道达到该知识的道路,并知道该知识的意义和范围。出于这一信念,他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中坚持用“批判方法论意识”(kritischemethodologischebewusstsein)反对“存在教义学”(seinsdogmatik),反对把精神病理学的特殊知识转变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

在封闭的知识体系和无限开放的认识之间存在着紧张对峙。“人们要么在存在的知识中固步自封,要么在开放的视域中意识到无限的运动”。心理学中的“存在教义学”热衷于构筑全体知识,企图用独一无二或寥寥无几的心灵要素穷尽存在本身;存在教义学拒斥一切新的经验,把每一个方法都当做暂时的“脚手架”予以抛弃。事实上,存在教义学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存在知识,它根源于一种素朴的、非批判的认识欲望。抱有这种欲望的心理学家总是为某一富有诱惑力的理论所驱使,仅仅凭借某种简便的心理学说明模式就想把心灵活动的全体图景概括无遗。

反之,“批判方法论意识”则把一切存在教义学当作暂时的错误加以排除,以便在无止境的认识运动中不断前进.这样的认识运动将向无限的经验和认识运动敞开大门。因此,对具有批判方法论意识的研究者来说,方法乃是“探照灯”.方法有助于开放辩证法的视域,方法论则有助于对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对现实采取无保留态度。方法存在于认识的具体平面,且仅仅从特定观点上看才是有效的,所以具有批判方法论意识的人充分意识到认识的透视法性质,即认识的方法论限界。他试图在总体性

中支配全体图景,但不是凭借某种心理学理论将全体图景一般化,而是借助于方法和范畴整理全体图景。

在科学研究中,一种研究取向及其成果一旦关涉“人的全体,dasganzedesmenschen),那它实际上是参与规定人的图景。例如,研究者总是持有某一人的图景,例如理论人、审美人、经济人、社会人、权力人、宗教人等,并在自身研究中力图把这一图景具体化。但是,按照康德的观点,“全体是理念”。因此,要破除精神病学中的“全体知识”或“全体计划”,必须采取两个步骤:首先,要获得科学的方法,它可以使研究者看穿“全体知识”和伪神话的非真理性,而从积极方面看,它可以提供所有真理的基础;其次,研究者要做质疑和批评的对象,要超越他们自身

的想象,超越客观可见之物,要有自我推动力,即达到理性的境界。

总之,雅斯贝尔斯认为,无限开放的认识拒斥封闭的知识体系。只有坚持批判的方法论意识,不断排除全体知识的迷误,研究者才能获得可靠的科学态度。这一态度导致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思维方法的分离,这一分离为研究与思考提供了广阔的领域。

B、方法论概观

通过方法论概观,雅斯贝尔斯一方面将精神病理学与自然科学明确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从其自身的界限、方法论和能力中重新规定了精神病理学的对象和范围。雅斯贝尔斯从下述诸方面编排方法论规则:

(1)外感觉与内感觉

雅斯贝尔斯首先区分了两种“所与之在”(gegebensein):其一是我们的感官所能觉察的外部世界;其二是不为我们的感官所觉察的内在心灵世界.对诸如植物、动物等外部对象,我们可以个别地、具体地加以觉察、描述,并且能够借助于因果思维进一步说明其感觉事实的关系.反之,我们能够直观地再现和描述心灵状态、心灵所与物、体验、意识本身(例如,表象、思维、情感、假性幻觉、类妄想观念、内驱力、冲动等);我们能够理解心灵关系:我们理解心灵的东西如何从心灵中产生,行为如何从动机中产生,情绪、激情如何从心境和体验中产生.在此,感性知觉与心灵生活的直观再现处于对峙状态,因果说明与心理学处于对峙状态。“直观再现”和气合理学理解”被称之为“理解”,它使研究者得以接近陌生的心灵生活。换言之,直观再现是一种静力学理解,它致力于心灵的状态,而心理学理解是一种发生学理解,它致力于心灵的关系。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再现、限制、描述和整理心灵的状态”,而理解心理学的任务就是令人信服地把握“心灵的关系”。

(2)发生学理解

发生学理解区别于静力学(现象学)理解,也区别于理性理解(rationaleverstehen)。如果思维的内容是按照逻辑一目了然地产生,从而研究者理解到理性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某一思维的内容理解为源于思维者的情绪、愿望和忧虑,从而理解到心理学上的同感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发生学理解。理性理解仅仗导致逻辑上是手段一目的的关系,而不关涉任何心理学上可理解的心灵关系,而同感理解则使我们移情于心灵关系。因此,理性理解仅仅是心理学的“辅助工

具”,同感理解才是心理学本身的工具。发生学理解,或同感理解或心理学理解,雅斯贝尔斯通常简短地称之为“理解”,并且把它作为一种与说明相对立的、心理学独立的认识方法,一种完美的方法。

(3)理解心理学与能力心理学

理解心理学(verstehendepsychaologie)与能力心理学(leistungspsychaologie)迥异其趣.两者各行其道,追求截然不同的目标.能力心理学的前提是实验。只有借助实验,它才能有的放矢,向被实验者提出任务,并以不同标准测定其答案。通过变换条件,可以有计划地检查不同要素中的能力依赖性,进而分析元素性能力中的复合能力及其发生原因,形成关于因果关系的定理。大凡检测记忆、知觉、意识范围、工作能力等都属于能力心理学的范畴。原则上,能力心理学完全不涉及理解、同感或“设身处地”,而仅仅涉及、检测某一超然冷漠的生物的心身机制和功能。作为客观心理学,能力心理学可以达到特殊的精确的研究结果,但本质上,它“并不能回答现象学问题和心理学问题。

(4)发生学理解的明证性及其来源

在发生学理解中,理解趋向同感理解即趋向“心理学理解自身”。所有理解心理学重新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基础上。这种明证性是心理学家所无法进一步回溯、无法用其他明证性加以奠定的明证性。尽管这一明证性是获自人类个性的经验动机,但并非获自重复地、归纳地证明了的经验。事实上,明证性自身中有其确信力量,“正如肯定感知现实性和因果性是自然科学的前提一样,肯定明证性是理解心理学的前提”。虽然追问明证性的心理发生问题业已超出了方法论范围,但同感心理学已经解答了明证性理解的发生问题。因果律的明证性建立在重复经验基础上,而发生学理解的明证性却建立在自身直接的明证性基础上。

(5)理解的明证性与现实性、理解与解释

在谈到理解的明证性时,雅斯贝尔斯把“可能性中的明白无误的被理解之物”(indermoeglichkeitevidentverstandene)与“经验的被理解之物”(emprischeverstandene)区分开来,并把这一区分作为科学的理解心理学的标准:“被理解之物惟有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即它出现于表达、行为、作品等客观的有意义的事实时,才具有经验现实性.一切可理解

关系都有其可证明的显现上的标准,即现象学直观体验的现实标准。可理解关系本身就是明白无误的:通过我们心理学的想像,我们不断筹划仅仅确证为蓝图的东西,即反对某种假说性心理学现实。这一标准十分可靠,它有助于将可能性中的明白无误的被把握之物与经验的被把握之物严格区分开来,从而造就科学的理解心理学家。他把自身理解的每一步骤都与客观现象联系起来,并且他知道,一切理解在一致的可解释的显现(ersheinung)范围内都提高为确定性,但它依然停留于解释deutung)上。它总还是另一种可能的理解。”

从理解的解释学循环出发,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把明证性的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律关系加以对比分析。所谓因果律是获自经验归纳的规则,其顶点是根据直接所与进行思考的“理论,(thorien)。理论可概括案例。相比之下,发生学的可理解关系是“理想型关系”,显然,雅斯贝尔斯在M.韦伯意义上使用“理想型”概念。所谓“理想型”只是现实中没有实际例证之意,这里并不涉及任何价值的因素。理想型就是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这种情况是实际上从未有过的,它不是被外界的种种特质和模棱两可的性质弄得乱七八糟的那种案例.

(6)理解的界限与说明的无限性

雅斯贝尔斯强调指出,那种把心灵归于理解领域,而把身体归于说明领域的想法是错误的。原则上,因果说明能够通达任何一种现实事件,无论它是身体本性还是心灵本性。甚至某一心灵事件也会经历因果说明,例如在心理生物学研究中,这类因果说明有助于阐明语言功能对特定脑中心的依赖性。原则上,因果说明亦能解答心灵状况的后果。进言之,对同一个真实事件既可理解,亦可说明,区别仅在于被发现的两种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来源和效应.说明不能使某一关系变为可理解关系,理解也不能使

某一关系变为可说明的关系。诚然对于心理学而言,理解与说明的组合是必不可少的,但二者绝不能从不同侧面相交到同一心灵事件的同一现实部分,因果说明没有原则性界限,但理解却到处遭遇界限。理解的界限在于心灵素质的此在、记忆素质缺失、成长中的心灵结构后果、年纪以及所有可概括为心灵基础的东西。从神话和“全体知识”上看,一切心灵现象都是可理解的,但从理解心理学上看,“理解只能通达心灵现象的某些侧面”.

(7)心理学中因果说明的方式

因果性研究凭借归纳法追索关系规则。因果研究的原始形式是发现纯粹规则,以确定某物是影响它物的条件,例如,身体内酒精对心情的影响。因果研究的典型形式是根据一般理论(例如化学中的原子理论),发现因果方程式。由于心理学中并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心理学家只能将截然不同的事物当做因果思维的要素、当做某一事件的原因和作用来观察。在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根据当时的研究目的构造要素,并根据其特性变换因果思维形式。为了勾勒因果说明的要素图景,现象学和理解心理学的全部概念图景均被移人因果思维秩序。现象学单元(幻觉、知觉等)均通过躯体事件得到说明.诸躯体特性,或被看做可理解的疾病单元,如包罗万象的躁狂综合症状;或被证明为脑颅过程的作用或不可理解的欣快性、震颤性作用,例如“回光返照”。在因果观察中,甚至某一个体中的全部可理解关系也被视为单元(要素),并根据遗传规则研究其因果发生机制。在对这类现象学单元或可理解关系进行因果研究时,研究者总是要根据某种“外在于意识的关系”进行思考,从而必须利用那些外在于意识的倾向、素质、心灵连续性等概念及外在于意识的机制。但是,在心理学领域里,这类外在于意识的概念并不能发展成普遍理论,而只能在可用性范围内为当时的研究服务。

(8)理解与无意识

一切因果研究本质上都渗透到心灵现象的“外在于意识的基础(sussertebewusstegrundlagen),而一切理解心理学都停留于“意识”(bewusstsein)o但是,对现象学和理解心理学来说,意识的界限并非是径渭分明、一目了然的。

为此,二者都要不断获取新的认识基础:现象学事先描述全然未被觉察的心灵此在样式,理解心理学则深人到未被觉察的心灵关系。因此,每个心理学家越是澄清其心灵生活,意识到“未被觉察的关系”,就越是体验到终极界限的飘渺不定。那么,理解能否触及所谓“无意识”层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雅斯贝尔斯首先区别了两种意义上的“无意识”

(unbewusstsein):即“未被觉察的关系”(unbemerkto)与“外在于意识的关系”(ausserbewusste),“未被觉察的关系”是虚假的无意识,它是借助于现象学和理解心理学可意识到的,反之,“外在于意识的关系”则是“本真的无意识”,原则上它是永远也觉察不到的。简言之,“作为未被觉察的关系,无意识是可体验的,而作为外在于意识的关系,无意识是不可体验的”。因此,在“无意识”这一心理学的重大问题上,雅斯贝尔斯与弗洛伊德明显保持距离:

无意识

未被觉察的关系—可体验—可理解(理解心理学)

外在于意识的关系—不可体验—不可理解(弗洛伊德的“似乎理解”)

理解心理学通过把未被觉察的关系上升为意识,不断拓宽心理学认识的领域。但是,理解心理学能否凭借“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渗人到外在于意识的关系?对此,雅斯贝尔斯始终持怀疑态度,因为所谓“似乎理解”这一虚构充其量仅仅适用于精神疾病的个别案例而不适用于普遍案例,它并不能被证实是普遍现象的特性。

(9)理解心理学的任务

理解心理学的任务就是使理解超越已知之物,延伸到未被觉察的关系,进而深人到所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例如性变态,内驱力以及与其他驱力激动的关系),最终从看似迷离混沌的心理关系中剖析出可理解关系。由此,理解是一个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理解永远无法穷尽可理解关系。

(10)理解与价值

事实上,人们把一切可理解关系评价为肯定或否定的关系,而把一切不可理解关系仅仅评价为某一其他可理解关系的“手段”。在心理科学中,心理学家所认知和领会的无非是这类可理解关系。但是,理解心理学中也存在“假象”(schein),在某些具体案例中,人们似乎是借助假象认知可理解关系的。假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所有的人都不假思索地把可理解关系评价为肯定的或否定的关系,假象在所难免。

此外,正确的评价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解基础上的,但正确的理解寥寥无几,它所牵涉的困难是很大的。心理学家要想获取准确无误的理解,除了应当具有特殊的“天资”(veranlagung),还应当有意识地发展自身的“认识能力”。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解,人们的评价多半是错误的,往往依赖于偶然的、外在理解力的来源。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习惯

把“理解”一词与“有益的价值”视为等同。于是,一旦受到否定的评价,败露出否定的价值,他们的理解力就旋即变得迟钝,以致总是感到不能理解。

雅斯贝尔斯对现代精神病学的贡献

L.宾斯万格强调:“《普通精神病理学》是一部优秀的临床文献,其严密的方法论描述堪称精神病学文献中的全新创举。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创立了一系列精神病学的新方法:现象学描述、因果说明、发生学理解等,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雅斯贝尔斯指明了一条通达心灵生活的道路。

雅斯贝尔斯倡导人文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理论从E.克雷佩林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人到描述性症状学概念。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现象学的研究方向。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方法是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和因果说明。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他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

雅斯贝尔斯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他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誉为是精神病理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雅斯贝尔斯倡导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这种临床精神病理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理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现代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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