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南昌公安在微博上通报了红谷滩杀人事件，然后5月30日再发了一条微博，说案件进一步侦办之中。
这起案件中，杀人犯万某当街行凶，手段特别残忍，影响恶劣，我们都知道他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结局，轻则无期，重则死刑。
但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他是精神病人。
澎湃新闻记者得到了确凿情况：
在残疾证上，他属于「精神叁级残疾」，也就是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学习能力差，但可以进行简单交流，从事简单劳动。
受害者家属曾向澎湃记者透露，鉴定结果出来了，万某在作案时「是正常的」，但这一说法没得到警方证实。
据我所了解到的，要鉴定一个犯人案发时的精神状况，不会耽误多长时间，如今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我恳求南昌公安能发布后续通报。
焦灼的肯定是受害者家属，如果万某真的有病，「女儿是不是就白死了？」
从法律上来说，如果万某在行凶过程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极端行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只需接受强制医疗。
监护人要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赔偿。
但真相往往是，大部分精神病人的犯罪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背后的家庭极其贫困，因为供养精神病人的花销实在太高了。
所以，有财力的家庭，才能承担精神病院的治疗费用，没钱的家庭，只好将精神病人野生放养，也就更容易出事。
那法律上规定的，*府不是要进行强制医疗吗？其实很难落到实处，因为强制医疗的费用还是由监护人出，没钱的家庭照样负担不起住院费用，形成一个死结。
我查到国家卫计委，几年前公布了一个数据，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7万例，这个数字很可怕。
与之相对的是精神科床位，只有22.8万张，平均每一万人口分配到1.71张；而每10万人口，只能分配1.49名精神科医生。
这就是现状。
现状一，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过去也常有发生，我这里就不罗列了，更不要说日常的偷鸡摸狗、打人闹事等，是很难被警方立案的，所以不为人知。
现状二，如果我们被犯病中的精神病患者杀死，只能自认倒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边同情他们的遭遇，一边却又感到恐惧。我确实害怕，因为我实在无法预测他们的犯病时间、活动范围以及病情严重程度，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冲上来往我脖子上抹一刀。
我知道昆山龙哥事件后，法律对正当防卫已经有了很清晰的界定，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把握好分寸。即使我自己真的有自保能力，可身边的亲人、朋友怎么办？
无解，无奈，而且也很不公平。
因为只需几个逃离法律制裁的杀人犯，就能对更庞大的精神病患者群体造成彻底的污蔑化，遭受他人排斥，显然一点都不公平。
再看回红谷滩杀人事件，在那个令人揪心的视频里，我丝毫没有看出万某有什么犯病的征兆。
一般精神病人发作，都会在街上「无差别杀人」，但万某不一样，他是隐匿了凶器，然后一路尾随，专门挑弱小的女生下手，而且刀刀致命，作案完后没有任何停留迹象，他还懂得躲在一处停车场里。
这像什么，像一个看似有着周密犯罪计划，但整个过程纰漏百出的行凶者，他有自己的清醒意识和自控能力，绝不像一个犯病中的精神病人。
如果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最终是以犯人被强制医疗、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潦草结束，我们的恐惧将无法消停，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他下一次还会选择谁。
最后我再说点题外话。
红谷滩杀人事件发生后，各种偏激谣言点燃了无数戾气，抨击男权、女权的言论反复上演。
我们活在被精神病杀手支配的恐惧下，而这份恐惧又滋生出更大的戾气，相互谩骂攻击，无休无止……本来不应该这样的。
虽然我人微言轻，却很想说一些心里话。
我不希望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时，仅仅只需要一张掐头去尾、没有任何公信力的聊天记录，就能成为媒体们用来引战的武器；
我不希望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时，除了在评论区里安慰「姑娘，这一趟人间辛苦了」，就没有任何别的手段可以提前预防、遏制犯罪事件的发生；
我也不希望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时，要让受害者承担「不完美」的人格指责，并且被曝光社交账号，满足无数人的窥私欲；
我希望学校关心成绩的同时，也对心理辅导重视起来；
我希望朋友圈少一点类似「屠呦呦输了，林志玲赢了」等扭曲价值观的文章，减少互联网的偏激环境；
我希望大众能发自内心去关怀精神病患群体，收敛那隐形中的歧视，探讨如何消弭反社会倾向的诞生，如何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医疗制度；
我希望法律能对精神病杀人犯从严处理，公开精神病症的鉴定过程，并彻底落实强制医疗，对杀人犯进行合理隔离和管制；
我们需要一个公正判决，需要具体的解决措施，需要真相，需要法律的完善，需要出门时不必提心吊胆的环境……
我们更需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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