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是可能的吗?
这篇文章最初是给大象公会写的,可是一直没能发出来。现在发出来纪念一下。
要研究洗脑,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洗脑。然而我们与其问“什么是洗脑”,不如问“是什么让洗脑与说服、教育、宣传、欺骗、威逼利诱甚至严刑拷打所带来的态度转变有所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各种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洗脑。
文艺作品中最常提到的“洗脑”技术,大概就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了。在肯·克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中,麦克墨菲被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后,“眼神空洞无神,就像那些木乃伊一样”。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是葡萄牙神经外科医生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在年发明的,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一类严重的精神疾病。他指挥助手在病人颅骨上锯开一个口子,通过这个开口向前脑叶中注射乙醇来杀死神经纤维。第一批接受莫尼斯手术的20名病人都活了下来,而且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莫尼斯说,20名病人中有7人完全痊愈,7人病况有所改善,另外6人没有变化,成功率达70%。后来莫尼斯对手术方法加以改进,发明了“前脑叶白质切除器”。年,莫尼斯因为发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年,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再次对手术进行“改进”,发明了所谓的“冰锥疗法”——用锤子将一根筷子粗的钢针从病人的眼球上方凿入脑内,然后搅动钢针以摧毁病人的前脑叶。这种疗法因其简便快捷(整个手术过程只需要10分钟)而大受欢迎。弗里曼本人也来者不拒,给钱就做,也不管有病没病。在他的大力鼓吹下,全世界有数以万计的人接受了这种手术,造成了大量恶果,包括死亡、自杀、感染、复发、残疾、情绪失控、心智退化等等。有些病人虽然症状有所减轻,却变得像行尸走肉一般、孤僻、迟钝、麻木、神情呆滞、任人摆布。不过,有位精神科医生接受过手术之后还能正常给病人看病,也有病人事业兴隆,还能驾驶飞机。
弗里曼称,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可以让狂暴的精神病人变成“良民”。接受过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会变得“像行尸走肉一般、孤僻、迟钝、麻木、神情呆滞、任人摆布”,看上去的确像是被洗了脑一样。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可以给患者灌输某种理念或意识形态。
目前,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已被禁止。不过,用于治疗强迫症的扣带回切除术之类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发展而来的手术在美国某些州依然是合法的,患者只有在向医学伦理委员会证明其他一切治疗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才可以接受这种手术。本世纪初,医院还曾经实验过使用边缘环路阻断术来治疗*瘾,目前这种手术已经被卫生部叫停。
《飞越疯人院》中还提到一种疗法,即电击疗法。当然,小说中描述的电击基本上是一种惩罚,而不是治疗。
电休克疗法(电击之前需先对病人进行麻醉)用于治疗抑郁症十分有效,就像电脑重启一下毛病就消失了一样。副作用是可能造成失忆,因此使用时必须谨慎。
然而加拿大精神病医生尤恩·卡梅隆却发明了一种新“疗法”——大量连续电击造成病人失忆之后,再用耳机反复给病人播放录音。同样的录音要重复几十万遍,目的是清除病态的思维之后用“健康”的思维取而代之。录音磁带分为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例如“你有病,没人喜欢你,你病得很严重”;另一种是“积极”的,例如“人们都喜欢你,你也喜欢大家”。对于不肯配合的病人,卡梅隆就用药让他们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再给他们听录音,就像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睡眠教学一样。
据说卡梅隆的研究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赞助。
有研究指出,睡眠教学在改变被试的态度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没有关于其长期效果的研究报道。
与之类似的方法还有感觉剥夺,有关实验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唐纳德·赫布博士主持进行的。招募来的大学生被试戴着磨砂玻璃眼镜,能看见光亮,但是看不见图像;耳朵包着橡胶海绵,里面有微型麦克风;手上戴着手套,从前臂到手指都套着纸筒,这样既不影响活动,又可以避免产生触觉。然后实验者给被试准备了几种单调乏味的录音,如合唱、股票行情和宗教格言等。被试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不听。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听录音。实验者还给被试播放过旨在说服听众世上存在超自然现象的演讲录音。一些被试在实验结束后确实改变了观点。感觉剥夺能够大大提高人的接受性,但是也会让人充满恐惧,变得偏执,产生幻觉,甚至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据说赫布博士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防部们的支持。
《美丽新世界》里面提到一种叫做“索麻”的完美药物,它能让人离开现实去度个假,事后又没有任何副作用。中央情报局也对药物感兴趣——他们在寻找能够让人说真话的药物。
被审讯者当作“吐实药”使用过的药物包括阿托品、硫酚妥钠(巴比妥酸盐的一种)、安非他明、酒精、东莨菪碱、吗啡、咖啡因、酶斯卡灵、大麻、LSD、裸头草碱等等。据说这里面效果最好的就是大麻、酒精和咖啡因。换句话说,所谓的吐实药并不比啤酒和咖啡更管用。这些药物中很多是麻醉品,能够让人降低警觉性,从而降低说谎的能力,但是人在麻醉状态下也无法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自己的幻想,因此说出来的话可能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还可能半真半假。
中央情报局对LSD和裸头草碱之类的致幻药物很感兴趣,曾经秘密利用瘾君子实验LSD,他们雇佣妓女来给这些人下药。后来药物扩散到蒂莫西·利里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等文化名人手中,掀起了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这可以说是洗脑研究中的意外收获。
《美丽新世界》中还提到一种洗脑方法,叫“制约”,也就是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书中使用这种方法来让工人阶级热爱工作和消费,厌恶书本和自然。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中,当局对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主人公亚历克斯进行治疗的方法就是让他观看暴力电影,同时给他注射能够致人头痛恶心的药物,让他形成条件反射。治疗完成之后,亚历克斯只要一产生暴力念头,就会感到痛苦难耐。
这种方法或许是有效的,然而也有一个问题:条件反射如果长期得不到强化就会消退,如同巴甫洛夫的狗如果总是听到铃声但是没有肉吃,就不会再流口水了一样。要想让洗脑效果长期维持下去,就要不断进行强化,这就增加了洗脑工作的难度。
其实,现实中最常用的“洗脑”方法不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也不是药物或催眠,而是最简单的奖励与惩罚。奖励与惩罚利用的也是条件反射的原理——斯金纳的操作式条件反射。
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经典名著《》中,友爱部(小说中,真理部负责撒谎,和平部负责战争,富裕部负责贫穷,友爱部负责拷打)给“思想犯”洗脑的方法就是严刑拷打。
其实斯金纳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并不认为惩罚有什么用处——严刑拷打只会让受刑者痛恨你,而不会让他爱上你(SM爱好者除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更相信奖励——也就是斯金纳所说的“正强化”。研究显示,奖励对于改变人们的行为确实是有效的。可是奖励也有副作用——
奖励会降低人的内在动机——如果把某件事定为另一件事的先决条件,即作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那它势必被视为不太可取。“做此就能得到彼”自动降低“此”的价值,得到奖励者认为,“如果他们贿赂我干这件事,这事儿一定是我不想做的。”教育家A·S·尼尔说,为一项活动许诺奖励“相当于宣布这项活动本身不值得做”。奖励还会使人们感到受人控制,丧失自主感,也会降低做事的兴趣和内在动力。研究显示,用电影票来奖励孩子们喝酸奶,会使他们对酸奶的喜爱程度下降;对他们画画或玩玩具的行为进行奖励,也会使他们对画画或玩玩具本身失去兴趣。换句话说,奖励确实能让人们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但是无法让人们爱上这件事。
有关研究提示我们: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改变人们的态度不是一回事。如果你只想让人们服从你,那么有很多种手段都能达到目的;但是如果你像极权主义者那样,希望人们发自内心地爱戴你,这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人的行为和态度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还很严重的时候,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者带着一对中国夫妇在3年时间内两次沿太平洋周游美国。在数百个旅店和餐馆中,这对中国夫妇只有一次受到了冷遇(业主把他们当成了日本人),其余时候均受到了很好的礼遇。每次拜访一个地方半年后,实验者都会发一封调查信,询问业主是否愿意接待中国人,结果却与实际相反:超过90%的业主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
许多实验都证明,情境因素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如津巴多的监狱实验、米尔格兰姆的服从权威实验、阿希的从众实验等等。因此,洗脑者总是从操纵环境入手。将受害者置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使其只能接触到洗脑者希望他接触到的信息,是洗脑的秘诀之一。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把极权主义的洗脑方法总结为八大主题:环境控制、神秘操纵、要求纯洁、忏悔崇拜、神圣科学、语言加载、教义至上、决定存亡。其中环境控制排在第一位。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究竟是被洗脑了,还是仅仅是由于害怕受到惩罚而曲意逢迎洗脑者,其实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因为受害者一旦离开受到操纵的环境,很少有人还会坚持洗脑者向他们灌输的信仰。即使受害者声称自己被洗脑了,也不一定就是事实——或许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反抗罢了。就像我国有些人,声称自己在公交车或其他公共场所被人下了迷药,所以才把银行卡和密码都给了对方,其实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贪小便宜上了骗子的当而已。著名的莫斯科大审判当中,被告们竞相指控自己犯下了各种十恶不赦的罪行,要求将自己枪毙,西方曾经将这一场景当作洗脑的经典案例,其实苏联人并没有使用什么比威逼利诱更神奇的洗脑方法。就像本文前面所说的,把人搞崩溃,迫使他服从你,让他说出你想让他说的东西,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改变人的思想和态度,并不那么简单。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封闭单调的环境就像感觉剥夺一样,确实能提高人的接受性,甚至能操纵人的行为,但是并不足以给人洗脑。
当然,要改变人的想法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每天都在试图说服别人改变自己的想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同伴压力,诉诸权威,许诺利益,迎合对方的心理需要等等,都能增强自己的说服力。这方面也有许多心理学上的技巧可以使用。例如,前文说过,奖励可以降低人们对一件事的兴趣,下面这个故事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这一点:
一个老人门口有一片公共草地,老人非常享受安静的在草地上享受阳光。可是某一天开始,一群小孩开始来草地上玩,非常吵闹。老人心里很想把这群小孩赶走,但是这草地毕竟是公共设施。老人知道,越是赶这些孩子走,他们会来玩的更开心。怎么办呢?老人想了一个办法。他对这些小孩子说“小朋友们,你们明天继续来玩吧,只要你们来,我就给你们一人1美元!”这群小孩子喜出望外,于是第二天又来了。这样几天之后,老人说“孩子们,我不能再给你们1美元了。我只能给你们每人0.5美元了。”孩子们有些不悦,但是也接受了。又过了几天,老人说“从明天开始,我只能给你们每人5美分了。”孩子们说“5美分太少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来了!”
奖励不足也能改变人的观点。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被试分为两组,一组得到的报酬多,一组得到的报酬少,让他们去做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工作结束后要求他们对下一位被试说“实验很有趣”。结果发现,得到报酬少的一组被试中认为工作有趣的人要多一些。这里面的原理是认知失调:得到报酬多的被试认为,为了这么多钱,说个谎是值得的;而得到报酬少的被试感觉自己为了这么一点钱说谎不值得,因此会想方设法说服自己工作真的很有趣。要利用这个原理,就要在别人说了你不希望他说的话时设法给他找台阶下;在别人违心说了你希望他说的话时则不要奖励他,不要给他台阶下。
当然,这些离传说中的“洗脑”相去甚远。这些方法都不能保证成功,因为人们摆脱认知失调的方法有很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方法也有很多。就像前文已经说过的,人们其实经常是自相矛盾的。也有研究显示,东亚人并不像美国人一样急于减轻认知失调或者给自己的行为找理由。
《》中还提到篡改记忆——这是可以做到的。美国心理学家洛夫特斯博士及其学生们的实验证明,通过暗示让人们产生栩栩如生的虚假记忆——如儿时曾在购物中心迷路——是可能做到的。美国有许多这样的案例:一个人在“失去记忆”几十年之后,忽然“回忆”起童年时代父母对自己进行过性虐待。有些父母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有罪。洛夫特斯博士的研究证明了这些“被压抑记忆”的不可靠,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
《》还探讨了语言在塑造人们的思维中的作用。奥威尔似乎认为,只要官方取消词语的某些含义,例如取消“free”一词中“自由”的含义,只保留“免费”的含义,就能够限制人们的思维,让人们无法思考自由这个概念。我对此的想法是:难道把所有的词都禁了,人类就会变成哑巴不成?
以色列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也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并不会限制人们的思维:如果某种语言中没有词来表达某个必需的概念,引进或者发明一个词并非难事。语言是演化的产物,不是谁能控制的。
文艺作品中经常提到一种“洗脑”手段,即催眠术。伍迪·艾伦的电影《玉蝎子的魔咒》中,男女主角被催眠之后,在催眠师的指挥下盗窃珠宝,醒来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记忆。这种事在现实中有可能发生吗?不太可能,因为催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被催眠者的主动配合和对催眠师的信任。如果你不配合,就没有人能够催眠你。即使被催眠了,催眠师要想让被催眠者做违背其意志的事也是难上加难,更不用说从事如此复杂的犯罪活动了。
年,丹麦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银行抢劫犯帕里·哈卓普声称,自己抢劫银行是因为受到了比约·尼尔森的催眠。两人均被判处终身监禁。20年之后当事人承认这不过是个骗局。
文艺作品中还常常提到“潜意识信息”,如恰克·帕拉尼克的小说《搏击俱乐部》中,主人公在电影胶片中剪接进单帧的色情镜头。家长们相信摇滚乐中隐藏着诱使孩子们自杀的潜意识信息。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大众传播学教授威尔逊·布莱恩·凯写了本书,名为《潜意识诱惑》。凯在各处(杂志广告,5美元纸币,乐芝饼干,希尔顿饭店的菜单,小学课本,希尔斯商品目录,NBC晚间新闻,米开朗基罗、伦勃朗、毕加索和提香的画上)都能发现潜意识信息——隐藏的性器官和性的字眼。他教学的一项内容是让学生走出教室,躺在草坪上观察云彩,从中寻找淫秽图像。(这位教授让我想起王小波写的从香烟叶子里找出好几十条反动标语来的故事。)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骗局:年,詹姆斯·威克利告诉美国媒体,他成功地利用潜意识闪动图像增加了纽约一家电影院的可乐和爆米花销量。但在美国心理学社团的严格监督之下重复这一实验时,实验失败了。年,维克利在华盛顿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代表、国会议员和记者面前演示这一实验,广播中闪现的信息是“吃爆米花”,但是没人感觉到自己应该吃什么。唯一感觉到某些信息的是参议员查尔斯·波特,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想吃热狗。”后来,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一次节目中播放了次“现在就打电话”的潜意识信息。之后有将近名观众写信来说他们口渴或者肚子饿,但是没人打电话。
写了这么多,似乎也应该做个总结了:
一、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洗脑方法。很多貌似有一定效果的手段(如睡眠教学、感觉剥夺等等)都只进行过初步研究,其长期效果尚不得而知,更没有可应用的研究成果。对于审讯来说,药物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其实并不如酷刑折磨、侮辱和心理压力之类的“传统”手段更有效。有很多方法都能让人招供,屈服,说违心的话,但是并不能真正给人洗脑。被“洗脑”者只不过是在违心迎合,一旦回到正常环境中就不会再坚持被灌输的信仰。
二、说服他人和影响他人行为的心理学技巧也有很多,不过把这些技巧称为洗脑,似乎过于夸张,因为这些技巧虽然能够增加说服他人和改变他人行为的概率,但并不能保证成功。在逻辑和论证上多下功夫或许成效会更加显著。
三、那些邪教、传销什么的,是怎么回事?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啥怪力乱神都能找到一小撮信徒,不足为奇。
四、怎样避免被洗脑?
1.要知道: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时,人的接受性会显著增强。洗脑者还会反复给你施加压力,让你的注意力变得狭窄,没有时间思考。因此要避免被洗脑,最重要的是要有停下来思考的能力。
2.把复杂性当作一种美德。与单纯的头脑相比,复杂的头脑更不容易被洗脑。你读的不同种类的书越多,接触到的不同的思想越多,就越不容易被某一种极端思想洗脑。
3.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参考资料:
劳伦·斯莱特:《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凯瑟琳·泰勒:《洗脑心理学》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当心!你的记忆会犯罪》埃尔菲·艾恩:《奖励的惩罚》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罗伯特·B.西奥迪尼:《影响力:你为什么会说“是”?》A·S·尼尔:《夏山学校》盖伊·多伊彻:《话/镜:世界因语言而不同》肯·克西:《飞越疯人院》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乔治·奥威尔:《》恰克·帕拉尼克:《搏击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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