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先生在早曾这样记述对我的印象：黎明有个好脑子，随时冒出些*话；同时有个好嗓子，随时飘出歌声。黎明的新名言：“你有精神病，老子也不是没有！”就把这“名言”当题目。我希望这名言传播开来，希望各位看官不失时机地面对熟人、朋友将它派上用场。你可以将它用来表达异见，也可以用来自嘲、自谦，我保证它会有很好的交流效果与震撼的气势。这里的“精神病”并非实指，它泛指“病态心理”。当然，也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言称“老子”，这一自称，可以用其他称谓替换，比如带有自豪意味的自称“这人们儿”，或“咱哥们（姐们）”等等。推广应用这样类似无哩头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好处还不小，其作用主要是营造宽松氛围，让人们在戏谑中淡化对“精神病”的严肃性质，降低对“病人”的歧视程度。此话的伟大意义在于：即便豁达、大气如本人，也自觉承认具有“病态人格”，也不是真正的心理健全者－－但，我清醒，我不因此忧虑。同时也告诉了别人：你不必对我遮掩或压抑你的“不健康心理”，你在我面前心理上尽管放松，请随意自由、开放。精神、心理疾病造成的悲剧，时不时成为社会新闻乃至社会热点冒出来刺激我们一下，心理健康问题之严重性，逐渐被普通人所认识。“社会转型”如果正常的话，它的确包括中国人的“精神痊愈”和“心理修复”。我们“中国人”这个族群，思维上缺乏讲逻辑的习惯，这就影响到逻辑思维能力，令心理上非理性、非人性的情绪、意识、观念积重难返。总的说，中国人心理健全度是很低的，人格缺陷是普遍现象，特别在大岁数的人群中更甚。这是长期不良的生存环境和虚佞文化所致，是体制和统治大罪。旧体制、旧文化，在造就高素质国民方面是无能的，而它在制造低素质人和病态心理方面却高效无比。集权社会需要以谎言和幻象笼罩公众，因而逻辑能力和心理健康则成为专制的死敌。大规模有效改造国民心理素质的条件尚未具备，而没有国民心理健康这一条，会有连绵不断的灾难等着我们，没有谁会幸免，谁都不会安全。这种认识，既可作为失望的理由，也可当作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宽容态度的理论支撑。对旧体制、旧文化的抗争－－自由思想、自由精神对压抑因素的抗争，从“医疗卫生”和“生物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健康的人性本能对致命、致弱的病因与病源的抗争。为什么专制社会惯于、便于将“异见分子”当“精神病人”实施迫害？原因，一是专制社会的“基本伦理”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正常人”权利都朝不保夕的环境里，包括下层社会在内的国民，对弱者和“废物”的权利会更加冷漠；二是社会中没有独立存在的技术单位，强权人士能掌控、操纵诊断和鉴定权；第三个原因值得我等“普通公众”特别重视，即：专制社会中的我们，因被“传统教育”洗脑，而习惯于把精神、心理病态视为*治立场和伦理道德问题，动辄上纲上线，为权势迫害人、管制人、“教育人”充当“社会基础”，充当不自觉的帮凶而助长恶行。心理学的产生及其尔后的纵深研究与实际应用，是西方智士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在东方文明中，从未出现过这样辉煌的成就。面对人的心理、行为现象，我们有无数的“道学家”和“道德理由”，客观的、中性的“患者”概念，在这里没有产生的土壤。早些时候，我们用宋儒的理学来评人事、灭人欲；当西方医生治疗“露阴癖”、“性错乱”等“疾病”时，大陆却将“患者”直接投入监狱，实行“无产阶级专*”。“精神忧郁”的风险很大，因为忧郁者极可能被认定为“对现实不满”，成为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欧美使用“反社会人格”的概念，是在不会对患者扣上“反社会分子”帽子加以歧视、迫害的条件下，这显然不能在中国使用，否则势必会被强权所利用。而“病态人格”这一概念，对中国人不至于误读，对我们是有利的。使用这个概念，将会对“泛*治化”和“泛道德化”起到有力的抵制作用。如果一方面排斥“反社会人格”概念，同时又不接受“病态人格”概念，这样，两头堵死，一类心理、精神现象在中国连称呼、归属都没有，就会剩下两种情况：一是根本不承认那种存在；二是去讲*治、讲道德压迫人－－这等同于中国人不配得到心理科学的服务。患者不光荣，但绝不可耻；生理有病不可耻，心理有病也不可耻。我们许多中国人的一个臭毛病，是打心眼里认定精神、心理疾病是可耻的（歧视和迫害、虐待由此而来）。由于说人“有病”是谴责性的、歧视性的，所以许多人讳病忌医，小心隐瞒。而发达国家的人们不忌讳这个，平时他们看心理病和看感冒没什么区别，就连小屁孩感觉不爽也会去找心理医生检查治疗。这样的观念、心态才是珍重人生、呵护生命的，才是理性、科学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大声地说：我有病！我有精神病！怎么了？你能怎么样？你不同情也就罢了，你还要对我这个病人怎么样？你没精神、心理病？得了吧你！身为中国人，不可能没这病。你越是急于对人展现你的道德完美、人格伟大，你越是病的不轻。我们可以不承认曾经疯过，判断“病态人格”所需的“常模”如果仅为中国大陆人，从学术上断定没疯过也说得过去。但我们真没疯过吗？当中国使馆人员对外国人强行奉送崇拜标志物被拒绝就破口大骂时，外国人根据这个“健全中国人”的表现推断一个国家的人心理出了毛病，这并非没有科学依据。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回大陆探亲的老兵，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直观的参照－－在回大陆接触亲友之前，他们都不相信大跃进和文革的种种故事，以为那都是敌对一方糟蹋对方的宣传。他们不信的理由很简单：不管多坏，都是人哪；是人就不会那么傻、那么孬，绝不会到那种程度的。回忆至此，我心不堪.....老兵的惊栗和感慨，于我如雷击顶。深刻了解当代中国史对中国人的人格、心理产生何种具体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营养不良、人际高度紧张、性压抑、言论禁锢、人群压迫和歧视、思想与信息阻断、居住空间狭小.....所有的饥饿、赤贫、恶斗、阴谋、屈从、警戒等等等等，那一时的经历都不是一时、一代的。饱受物质、精神、*治以及性内容的四重压抑的中国人，不可能人格健全、精神正常。那时期，或许从知识补充角度可以说“误了几代人”，但在心理、精神上却不是“误了几代”那般“轻巧”。如果领会心理学精髓应用于日常生活，你会发现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病态心理”和“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在那些倒霉的老人（凡大陆老人都是倒霉的）那里，你会发现许多“正常”和“自然”的心态和行为都是病态的。不过，不要因此发现而说“越是清醒就越痛苦”－－你因此而痛苦的原因只有一个：你还不够清醒。好的*治，好的社会机制，服务于人的人格强健与心理修复。而反人性的社会机制，热衷于扭曲和阉割大众人格，热衷于树立极端的、偏执的“道德楷模”和“先进典型”来引导人，比如吃人守城，比如“24孝”，比如因“无限忠于”或为抢救一根木头而死的人。而许多中国人也喜欢吃这一口，不极端、不偏执的理性人还难以调动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建设理性社会”，是增进社会成员心理健康的最好途径，“全面建设理性主导社会”，就抓到了“中国社会综合症”的病根。但在“理性裁判”由强权独裁的情况下，鼓噪这个无益。理性社会的建设条件，至少是言论自由，“心理的屁眼”不被封堵。对中国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现在也不能抱有过高期望，因为他们也不能挣脱伪史和荒谬史观、价值观的桎梏，谈不上已有客观深刻的具体分析，这样就达不到应有的专业素质。有位令人尊敬的已故网友，签名档里有一句实在话，叫做“还真于史，以戒万年”，其实，“还真于史，以戒疯魔”，这句也很实在。求民主，要言论、思想自由，就是重人生、求健康。具备健全人格和求是思维的人，才是专制制度和所有恶势力的真正克星。我学心理学，本来打算“专门利己，毫不利人”。后来由于在一定范围内掌握这方面实用技术的人很少，才有了某种专业工作阅历，但在坛子上长期没有专业表现。我明白，我们许多人希望别人增长并保持愤怒和“锐气”，以便于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挑战，即便“有病”，也把他们当做英雄给予鼓励。这很不明智，这种态度也可能招致*治上的错误－－由于“病态人格”往往更能代表大家的情绪宣泄，往往比常人更有激情或执着表现，因此会得到不少人的追捧和支持。在下一直怀疑，希特勒之所以得势崛起，就是由于当时备受屈辱的德国人产生了对“偏执狂”的需求。在浮躁社会的“转型期”或“崛起阶段”，低估中国的病态的“伟大人格”，后果不堪设想。旁观自我，自求多福。对社会的认识、了解在网上较直接有效，这方面外部信息作用大；但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在对付心灵之敌时，基本靠个人气质底子和灵性了。反思，“慎独”，承认自己不健全，这样，就是主动亲近健康，比不承认病态更有复康希望。为和谐自身、和谐周围，咱当咱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能看出自己有必须治疗的病，对自己好，也让后代少些拖累和恶性遗传。如果你说没病，我建议你先抓紧找病吧；如果你知道有病，你也别骄傲－－你有精神病就了不起啊？老子也不是没有！说一遍试试，谁爽谁知道。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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