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感言：
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20。对于女婴的流产和杀害是现实存在的，更不用提在我们在咨询工作中遇到的心理创伤。
其实中国历史上“杀婴”的现象一直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已经成风俗，即使在现代的新闻里也会出现。这篇文章也许并不让人愉快，但是希望能让大家在临床工作中能更敏感的注意到现实存在的黑暗面。
文章征得作者同意翻译为中文，分享给大家。
作者：BrettKahr
翻译：王应婴
我在心理健康行业工作的40多年期间里，遇到了太多极端类型的精神病理情况：法院犯罪病人，如恋童癖者、强奸犯和杀人犯；虐待的幸存者；目睹战友在战场上死亡，创伤后应激的士兵；自残者和企图自杀者；酗酒和吸*；严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最近面临呼吸困难，生命威胁的病人，或在悲惨、可怕的COVID-19大流行中失去亲人的人。
虽然上述每一个患者都会经历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深度痛苦，但很少有人会像那些被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那样经历如此强烈、痛苦和长期的挣扎。
那些人必须与邪恶的精神疾病作斗争，往往会表现出的像海啸般的症状，从可怕的幻听到各种可怕的迫害性幻觉。不幸的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会经常陷入看似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紧张症状态，想象自己已经死了，因此不愿意或不能说话或移动。
我最初开始从事心理治疗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实习心理学家，在英国一家建于19世纪40年代、医院工作。医院位于伦敦外60英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尽管这个过时的机构已经衰老和落后，我还是有幸接受了一位非常和蔼的精神科医师的督导，他在几年前和一些安娜·弗洛伊德的弟子一起受训。他知道我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贡献很感兴趣，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心理学家中并不常见，也知道我希望有一天能从事精神分析职业，他介绍给我第一位病人：四十多岁的男性史蒂文Steven，他的诊断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之间摇摆不定。
有时，史蒂文会整天在被锁住的病房里跑来跑去，大声尖叫，声称英国广播公司公司已经侵入了他的思想，在九点的晚间新闻向全国人民公布了他所有的性幻想。他也相信每天晚上每天晚上都会有一队士兵进入他的公共床，对他施催眠咒，在他无助地躺着的时候，再用长刀刺进他的肛门。
多年来，精神科团队除了对他监禁和开早期的抗精神病药物外，基本没有提供史蒂文任何治疗。在绝望中，护士们强迫他把毫克Largactil氯丙嗪吞下去。治疗的精神科医师曾经开玩笑说，“天哪，我们给了他的计量足够打晕一头大象。”
尽管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史蒂文的暴力、迫害的想法经常变得难以承受。这可怜的病人将陷入更多的紧张性精神症的状态,假装死亡，既不说话,也没有动,甚至数周不敢睁开眼睛。我从来没有和这样痛苦、受折磨的人一起工作过。
尽管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还没有开始正式的精神分析的培训，以及开始我的个人精神分析，我收到了来自掌管病房的精神科医师的祝福，我每周为史蒂文提供三次的心理治疗。令我又惊又喜的是，史蒂文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对这些定期的、可靠的谈话反应非常好。在这些谈话中，我只是以一种好奇的、充满希望的、不带偏见的态度冷静地、安静地听着。
经过几个月的精神动力治疗，史蒂文的症状实际上开始消散。大约一年后，他似乎变得如此正常、如此理智以至于精神病医生开始每月减少用药，直到他不再需要毫克的Largactil。他的幻觉和妄想完全停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遭受紧张症发作的折磨。此外，史蒂文白天不再回床上睡觉。最终，他开始在户外享受阳光，医院的园艺小组。经过两年的稳定在周一、周二、周三的咨询，精神病医生把史蒂文从医院几英里远的社区的门诊。
使我非常高兴的是，史蒂文从他几十年的精神疾病和监禁生活中恢复过来。但到底是什么在一开始导致了他的精神分裂症呢?
唉，我们并不缺乏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理论。我们古老的祖先不仅提出了宇宙学假说，认为疯子可能源于月亮的位置[月神]，还有恶魔的解释，疯狂是被魔*诅咒。我们的前辈也有支持体液学说，认为精神错乱可能是由体液不平衡。这样看似古怪的概念延续了几个世纪。在中世纪，十三世纪的方济会修士BartholomaeusAnglicus认为疯狂甚至可能源自被狗咬。事实上,每个人都提出他或她自己毫无根据的关于疯狂的起源理论，包括莎士比亚的标志性人物波洛尼厄斯Polonius，他宣称，“我发现了哈姆雷特发疯的原因”。
随着宗教仪式的衰落，解剖和解剖研究的发展，疯癫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医学化，以至于大多数医生开始把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视为神经退化的证据，或过度手淫，或甚至作为高温天气的结果。这些病因学理论，虽然现在相当过时，但却激发了20世纪的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是关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化学、神经病理学，甚至病*学原因，我的精神病理学本科和研究生老师们以不懈的热情宣传这些理论。
不用说，在过去年左右的时间里，对生物病因学理论的接受为许多针对早发性痴呆(随后更名为精神分裂症)的医学治疗提供了基础，例如胰岛素昏迷疗法，精神外科手术，电休克治疗，更有影响的是各种类型的精神药理学，包括氯化锰、阿米妥钠、以及现在更常见仍在使用的的抗精神病药物。
尽管我彻底地研究了这方面的医学文献，但我还是难以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史蒂文(Steven)是如何通过每周三次、每次只花50分钟与我交谈就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的。如果他真的患有遗传、生物化学、神经学和病*学方面的缺陷，那么毫无疑问，仅仅和一位年轻的实习心理学家聊天几乎无法改变他的大脑结构。
不用说，我开始对这些精神分裂症病因的传统解释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发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我向这位伟大的天才寻求指导和安慰。
正如我们所知，在对以生物学为导向的因果关系理论以及以外科手术或药理学为导向的治疗方法的绝望探索中，勇敢的维也纳内科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在一些奥地利顶尖精神病学家的训练下，完全放弃了所谓的医学模式。基于他对病人的广泛临床调查，他花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时间，在私人的咨询室里仔细地倾听他们的情爱秘密，弗洛伊德开始强调一个更原始的心理学的疾病模型，早发性痴呆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不是由大脑退化引起的，而是由家庭内部因素引起的，包括严重的性冲突。
早在年，在弗洛伊德为他的柏林同事威廉·弗利斯博士(WilhelmFliess)所写的手稿H(/)，弗洛伊德就假设，患有妄想症的病人曾经被认为是精神错乱和毫无知觉的，实际上是可以被理解的，这些表面上疯狂的想法，比如被外部物体迫害，很可能代表了可怕的内心想法、感觉或记忆的投射。弗洛伊德()最终在他对精神错乱的德国法学家丹尼尔·保罗·舒伯(DanielPaulSchreber)的标志性分析中更广泛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几十年里，他继续探索精神病的心理动力学，最终得出结论，疯狂不仅有意义，而且看似疯狂的妄想可能确实包含真理的核心。
在我的学生时代，为了与我的老师和同事交流，我阅读了关于嗜书癖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文献，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尽管这些关于多巴胺在精神分裂症中的作用的论文和教科书的作者写得极其科学严谨和严肃，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一个病人的名字，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这些他们如此虔诚地检查血液的精神分裂症男女曾经经历过婴儿期或儿童期。
值得庆幸的是，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他们认为，精神分裂症虽然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但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研究，可以通过简单地交谈、倾听和理解治愈。通过精神分析调查，每个参与者——患者和医生都会发现看似疯狂的症状，如视觉幻觉和夸大的妄想，很可能是由非常特殊的童年创伤造成的。
阅读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的文字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我开始让自己沉浸在大量被边缘化和遗忘的关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形式的精神病精神分析治疗的文献中,其中大部分来自维也纳的同事,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由于纳粹主义而移民到美国。在英国，除了梅兰妮·克莱因的少数追随者之外，几乎没有人谈论精神分析或心理疗法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潜在作用。他们被当时大多数精神专家认为仅仅是领导崇拜。尽管如此,在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被普遍怀疑的环境下,我接受了这些早期的天才的作品,从卡尔·亚伯拉罕博士到格里高利博士Dr.GregoryZilboor，然后我开始阅读最近的从业者的贡献,包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美国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先驱，即BertramKaron教授和GaryVandenBos博士，他们共同编写的教科书《精神分裂症的心理治疗:选择的治疗》，在我看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出版物。
有了这些大胆的前辈们的支持，再加上我对我的第一个病人史蒂文的新手治疗，我很快就开始治疗更多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他们在精神病院呆了若干年，甚至几十年。虽然我不能公平对待这些早期精神分析临床经验的背景下的简短的交流,我可以报告说,在任何情况下,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每周几次,倾听,偶尔的潜在含义的诠释,允许这些人挖掘和揭露非常丑陋的创伤经历，这些经历玷污了他们的童年和成年，让他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非常不安全。随着治疗的进展，所有这些有问题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始体验到一些希望和理解，因此，变得不那么明显地疯狂，以至于很多人最终会出院，不再需要服用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
虽然精神分析方法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解和治疗仍然引起许多精神健康专业人员的怀疑，特别是精神病学家和实验精神病理学家，许多同行，特别是那些在北美的同事，已经证明了谈话疗法拥有巨大的潜力来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唉，尽管我们许多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同事在记录他们的临床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很少有人敢于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系统地建立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学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有幸多次会见和采访了两位杰出的资深人士。已故的精神分析学教授弗洛拉·蕾塔·施赖伯FloraRhetaSchreiber()曾撰写过几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如《西比尔Sybil》，讲述了一个饱受虐待的女孩在晚年变得极度分裂的真实故事，还有《鞋匠:精神病患者的解剖TheShoemaker:TheAnatomyofaPsychotic》，对约瑟夫·卡林杰(JosephKallinger)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研究。约瑟夫·卡林杰是美国一个臭名昭著的多重谋杀犯，施赖伯多年来采访了他，追溯他的精神病和司法鉴定状态到他异常残酷的童年。我也很享受与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尼德兰教授WilliamNiederland一起工作的乐趣，他出生于德国，曾详细研究过丹尼尔·保罗·舒伯DanielPaulSchreber的童年。曾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NewYorkPsychoanalyticInstitute)接受培训的临床执业医师比尔·尼德兰(BillNiederland)强调了身体虐待作为精神分裂症发病的一个病因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同事真正认识到比尔·尼德兰和弗洛拉·施赖伯的研究的重要性，但当我逐渐了解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时，我开始越来越感受到他们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即精神病患者忍受了大量可记录的身体和性的虐待。
我也有机会与瑞士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博士Dr.AliceMiller交谈，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在她的经验中，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毫无疑问地遭受过性虐待。
我们必须记住，虽然性创伤如今已经成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更加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话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精神病学家或心理学家对这个主题有任何程度的明确表述，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赞同弗洛伊德已经放弃了所谓的诱惑理论以支持恋母情结理论。因此，很少有人相信身体虐待或性虐待实际上会导致精神病的发展。
我怀疑施赖伯和Niederland，还有米勒可能相当惊讶并松了一口气,知道现在即使更传统的，非精分动力取向的人员也接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早期生活史对精神病患者所起的影响。
然而，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创伤的病因，但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经历过任何形式的身体攻击，而且，大多数遭受过身体虐待的人，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性上的，或者两者都有，并不一定会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虽然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可能被视为促成因素，但在我看来，它们并不是精神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精神分裂症精神病。
在弗洛拉·施赖伯和比尔·尼德兰以及爱丽丝·米勒的热情鼓励下，我开始更全面地研究自己日益增多的个案。当然，我的第一位病人史蒂文，在他的整个童年经历了来自家庭成员和陌生人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产生了受迫害的感觉，更使他产生了想死的念头。但史蒂文还遭受了另一种类型的虐待，这种虐待不涉及身体接触。除了这些明显的创伤外，他还受到了父母的死亡威胁。
在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史蒂文的母亲总是非常生气，拿着刀在家里追着他跑，威胁要把他刺死。医院档案里的史蒂文年代的旧病例记录时，我惊人的发现了一份满是灰尘的临床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几年前第一次让史蒂文入院的精神病学家写的，他做了一次家访后，看到那位母亲手里明显握着一把刀。因此，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史蒂文被他携带武器的母亲追捕的记忆。
因此，史蒂文忍受了身体虐待、性虐待，还有一系列的死亡威胁。难怪他发现这个世界的气氛如此可怕，以至于他陷入了精神紧张症状态，假装已经死了。
当我沉浸在越来越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故事时,我发现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痛苦的男性和女性不得不忍受不仅传统形式的身体,性,和情感虐待,还有死亡威胁和险恶的死亡愿望。到年，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临床数据，可以提出对精神分裂症前期儿童的三种不同的死亡威胁类别。
在第一类中，我认为孩子和年轻人，比如史蒂文，他们经历过真正的致命袭击，比如被他挥舞着刀的母亲追赶，她一直尖叫着希望他死。
在第二类中，我研究的是那些因为作为所谓的替代儿童进入这个世界，而忍受特殊心理困难的患者。例如，B小姐，恰好在她的姐姐(死于白喉)去世9个月后出生，她不得不面对她只是死去的姐姐的替代者的问题。令人震惊的是，这对父母给b小姐取了一个和她已故的姐姐一样的名字。因此，b小姐从小就知道，她的父母希望死去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姐姐。b小姐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病房里日复一日地大笑，流口水。此外，她经常陷入精神紧张症和偏执状态。
第三类是死亡的威胁和愿望。我发现一群患者的父母(通常是母亲)在幼儿期言语攻击孩子，如果他们不是出生在高度宗教(通常是天主教)的家庭,他们会被流产掉。我的一个病人C小姐回忆说，在她小时候，母亲经常恶*地痛骂她：“你知道吗，当我怀着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流产，但我的妇科医生是个严格的天主教徒，他不让我流产。”
我将这些离散但相互关联的死亡愿望定义为我后来所描述的“心理杀婴”psychologicalinfanticide”。换句话说，与那些父亲或母亲成功谋杀婴儿的杀婴案不同，在心理杀婴案中，孩子在生理上是活着的，但在情感上是被杀死的，因为他知道他或她的父母有很深的虐待欲。于是我提出了这个有点令人震惊的想法，杀婴心理上的死亡愿望，往往加上身体虐待或性虐待，很可能是刺激精神崩溃并导致精神分裂症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必须承认，在上世纪90年代，当我第一次开始讲这个话题时，同事们觉得这类临床资料非常不愉快。有一次，在一次关于我工作的公开讨论中，一位相当资深的精神分析学家冲出了房间，然后向我道歉，“对不起，听到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死去的消息真是太可怕了。”幸运的是，我的学生和我的个督，其中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很长时间的训练，孩子受虐已经成为常规临床话语的一部分,更能接受这些可怕的想法,许多人也透露在自己与精神疾病患者工作中发现的类似的杀婴儿的心理体验。
当然，从一开始关于父母死亡愿望的概念就渗透到精神分析文献中。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博士在他的世纪之交的经典名著《死的创伤》(DieTraumdeutung)中写到了“Todeswunsch”，翻译为“死亡愿望”(deathwish)。然而，精神分析之父主要